一 引言

改革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1978～2002年年均增长9.41%，但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在中国的收入差距中，最重要的是城乡收入差距，^[1]占全部收入差距的50%以上（World Bank，1997；陈宗胜、周云波，2002；李实、岳希明，2004），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还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这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显著不同（Wu和Perloff，2004）。因此研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对于认识中国的收入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自然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2]但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已有研究中，以下几个方面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第一，经济发展中人口结构转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根据发展经济学中的人口转变理论（Notestein，1953），经济发展会导致人口结构的转变经历三个阶段，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与低死亡率。另外，计划生育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基本国策，必然对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城乡存在显著的差别，这必然导致城乡人口结构转变不同步。由此导致在同一时期城乡劳动力负担系数显著不同必然对城乡差距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种人口结构转变不同步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在文献中没有得到分析，而本文后面的分析发现，它对中国的城乡差距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分配系数对城乡差距的影响。二元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农业与非农业两部门生产率的显著差距，而农民绝大部分在农业中就业，城镇居民则几乎全部在非农业部门就业。因此农业与非农业生产率差距对城乡差距的影响，以及影响这种差距的因素受到了文献的普遍重视。但是，城乡差距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所能生产的多少，还取决于劳动力能从生产中得到的份额，本文将这个份额定义为分配系数。现有的文献对此的分析明显不够。本文后面的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业分配系数迅速下降而非农业分配系数迅速上升是城乡收入差距迅速上升的重要原因。

第三，劳动力流动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能否一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尚需更多的研究。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通常认为，农民工一方面得到了比农业收入高的工资，另一方面通过竞争压低了城镇职工的工资水平，因此农民进城对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劳动力流动进入城镇，同时也提高了城镇资本收益和政府税收，如果资本收益和政府的税收主要被城镇居民分享（比如资本主要由城镇居民所有，政府的支出主要为城镇居民服务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而进城的农民工被排除在外（比如农民工并不能变成城镇居民），那么劳动力流动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也提高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因此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本文后面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以一个接近中国现实的二元经济为基本框架，从理论上分析二元经济、城市化滞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第三部分以中国的数据对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进行初步的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分析改革以来几个主要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具体原因；第五部分是结束语，总结全文并指出相应的政策含义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 二元经济转换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

二元经济是研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出发点。^[3]二元经济转换过程中，用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部门的转变表示工业化，^[4]用人口由农村向城镇的转变表示城市化过程。如果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业的同时，也伴随着相应的人口由农村向城镇的迁移，那么就称为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但是，如果像中国现实中发生的一样，劳动力就业的转变，并不能带来人口的最终迁移，农民只能在农村从事非农业，或者只能进城务工，但并不能变成城镇居民并享有城镇居民的权利，那么就业的非农化水平就会与人口的城镇化水平脱节，前者会远远超过后者。这就使得二元经济变得更加复杂，即一部分农民并不在农业中就业，而是在非农部门就业。因此，如果二元经济是决定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因素，但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即城市化滞后会对二元经济决定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所以，本文下面首先假定一个就业的非农化与人口的城镇化完全同步的二元经济，分析这时城乡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然后再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