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绪论

经济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经济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Champernowne，1998）。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本身都会有不平衡的现象（Kuzenets，1955），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20年以来人均GDP已经翻了4倍，可是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经历过像中国这样急剧而持久的收入不平衡（Riskin，2001）。过去20年里，中国是减少贫困人口方面获得显著成效的少数第三世界国家之一（World Bank，2000）。中国应该为在过去半个世纪消除400万贫困人口而骄傲，但这样极高速的经济发展进程也带来了收入不均等的问题（Economist，2003）。

2003年，城市居民名义总收入是1986年的18.19倍，而同期农村居民名义总收入仅为1986年的6.05倍。2003年城市居民占全国人口的40.53%，但其名义总收入却为全国名义总收入的67.43%。当代一些学者（Kahn和Riskin，2001；Lu，2002；陈宗胜和周云波，2002；Fang，Zhang和Fan，2002以及Chang，2002）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对于整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从 1986年到2003年，中国城乡人口数量比率由24.52∶65.48变动为40.53∶59.47，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比从2.12上升至3.23。相关研究基本上认同了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在城乡收入差距中的角色，不过当把人口迁移在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考虑进去时，这些观点就出现了分歧。虽然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明显减少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但是这个过程是如何演变的至今还是个谜。Murphy （2001）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是中国最显著的变化之一，也是人类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因此，研究农村人口迁移如何影响中国国民的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将提供一个关于城乡之间基尼系数（Gur）的基本模型。该模型可以解释Gur的一般变化趋势，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如何对Gur产生影响。在目前的相关文献中尚未发现类似的分析，其结论也超出目前的经验研究。本文应用该模型对中国1986～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分析，指出除了城乡经济发展速度不同的因素外，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也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二 城乡基尼系数的基本模型

两个最广泛评价收入不平衡的方法是洛伦斯曲线和基尼系数（Sloman，1999；Sen，1984和Champernowne，1998）。洛伦斯曲线和相关的基尼系数包含两个变量：累计收入和累计人口。因此，无论是人口还是收入的变化都将会影响基尼系数值。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对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相应基尼系数的定量研究寥寥无几。人们通常认为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会减少Gur，因为想象中这样的迁移将增加农村人均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是，实际情况要比人们的直觉复杂得多。我们引入一个Gur的基本模型，将对模型中的各要素进行一一分析。

假设有一个处于发展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其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低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Gur的计算公式简单推导如下：

［（R-1）Pu+1］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以下简写为Ω，很显然，Ω＞1。有关符号的含义见表1。

表1

以上模型表明了城市（农村）人口和城市对农村人均收入比均对Gur产生影响。Gur是条曲线，其斜率可以推导为：

Gur的主要特性可萃取如下：

首先，如果R为固定值，当Pu增大且R-Ω²＞0时，Gur将上升。当Pu达到最大值（Pumax）时，Gur达到最大值（R-Ω²=0）；之后，随着Pu继续增大，Gur将不断减小（R-Ω²＜0）。曲线图看起来像一个反向的U。

其次，令

则

当R为固定值，Gur的最大值（即Gurmax）将为：

Gurmax=（R-1）Pumax（1-Pumax）/Ω

若R＞1，则0＜Pumax＜0.5且0.5＜Prmax＜1，当R增加时，Pumax将向左上方向移动。

再次，假设Pu（Pr）固定，如果R上升，Gur也将增加。此时曲线向上移，而Gurmax向左上方移。R越大，Gur到达Gurmax的速度也越快。

第四，即使R上升，Gur也可能会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而下降。例如，如果R由2.4上升到2.6，同时Pu由0.3上升到0.6，则Gur将会从0.207减小为0.196。相反，即使R下降，Gur也可能会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而上升。例如，如果R由10下降为5，同时Pu由0.05上升到0.3，则Gur将会从0.295上升到0.38。这些结论都与经验研究所得的结果是不同的。

第五，这个基本模型可以定量地分析人口和城乡收入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