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金融发展（Financial Development）和经济增长（发展）之间的关系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大多数学者认为，鉴于金融体系在动员储蓄、分散风险、项目甄别、对管理人员施加外部约束、便利交易等方面所扮演的积极角色，金融体系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许多实证研究也基本上支持了这种看法（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Shaw，1969；Stiglitz，1985；Mayer，1990；King和Levine，1993a，1993b；Becker和Levine，2002）。

但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已有文献并不多。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在一个动态模型中讨论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假设初始收入分配外生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利用金融市场融资需要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且不是所有的人均能支付得起这一成本，则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作用时，金融发展将会扩大收入差距。但随着收入的增长，更多的人开始进入金融市场（由于进入成本是固定的），金融发展将逐步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即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服从倒“U”型的轨迹。Galor和Zeira（1993）、Banerjee和Newman（1993）构造的理论模型则表明，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初始的收入差距未见得会随着经济增长而缩小。反之，信贷市场的发展会缩小收入差距。最近，Clark、Xu和Zou（2003）首次用全球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也得到金融发展会显著缩小一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结论，而Greenwood和Jovanovic的倒“U”假说未得到支持。

本研究利用中国各省1978～1998年的面板（Panel）数据，对各省以银行信贷额占GDP所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这样做具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近年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表明，虽然国有企业重组带来城市贫困增加，但贫穷仍然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而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根源。^[1]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作为一项国别研究，可避免在跨国研究中经常遇到的制度、文化和法律以及管制体系差异问题，而在跨国研究中，此类因素很难被控制。另外，在跨国研究中，由于涉及指标收集、定义和处理等问题，难以进行跨国直接比较（Wei 和 Wu，2001；Atkinson和Brandolini，2001）。

第三，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融资为主体。和银行信贷相比，虽然90年代中国的证券融资发展非常迅速，但由于中国的股票市场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开始发育，证券市场的规模仍然相对较小，金融结构一直以银行信贷为主：2/3的金融资产集中于银行体系（尤其是国有银行），银行为企业所提供的资金量是企业通过股市筹集资金量的6倍（IFC，2000）。换言之，中国存在一个明显银行导向型的金融结构。以银行信贷额占GDP的比例来代表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因素（例如农村改革的进展、对外开放程度等）后，各省以银行信贷量占GDP比例表示的金融发展会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并且这种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还发现，各省金融中介的作用独立于该省经济结构，即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受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和所有制结构（非国有工业产值比重）变动的影响。这些均和政府对于金融系统的干预密不可分。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中国1978～1998年各省间的城乡收入差距情况，并通过一个两地区、三部门模型提出了相应的解释；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进一步解释了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城乡收入分配上的作用机制；第四部分介绍进行模型估计中的不同计量方法，解决模型中可能会出现的内生性问题；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和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 中国的工业化、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

（一）经济与金融发展中的库兹涅茨效应

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收入分配状况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倒U型”曲线，即所谓的“库兹涅茨效应”。在库兹涅茨效应的框架下，收入差距可能存在于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或者工业部门内部。首先，在农业向工业转型的时期，工农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加大。工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外部和内部条件，例如外部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