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宗旨之一就是缩小城乡差距、消灭城乡差别。在宣扬平等理念的过程中，历代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之首。然而，由于改革前的户籍制度和改革后社会平等的新理念，缩小城乡差距的努力收效甚微。代表毛泽东时代的均贫富口号（如“消灭城乡差别”和“消灭工农差别”）被代表邓小平时代个人主义的新口号（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取代。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差异逐渐扩大。比如，在改革初期，城乡人均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56 下降为1984年的1.84。然而，到1994年，该指标又上升为2.59，并于2002 年达到 3.5，臻于顶峰（张晓强，2003）。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占中国总收入差距的40%（李实，2004）。

现存相关研究多从宏观经济结构和政府政策层面探讨改革时期城乡差异的趋势、模式和决定因素，对中层（社区）和微观（家庭）因素的关注明显不足（例外请见：Chen 和 Fleisher，1996；Gustafsson 和 Li，1998；Meng 和 Wu，1998）。社区和家庭因素对城乡家庭的经济福利无疑会产生巨大影响，因为前者直接决定后者，并调节、制约宏观因素对后者的作用。那么，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社区和家庭因素如何影响城乡家庭经济地位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呢？

利用1989、1993、1997 和2000年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本文探讨城乡家庭经济地位和城乡分化的决定因素。研究对象是家庭；经济地位定义为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分析的主要问题是：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①城乡差别是否依然存在？②社区和家庭因素在家庭经济地位和城乡差异方面是否起作用，起多大的作用，以及通过什么机制起作用？

本文补充和发展现有研究。其一，我们使用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衡量家庭经济地位。现有研究往往利用个人和家庭收入或消费支出衡量家庭经济地位。然而，由于隐性收入的普遍存在，在发展中国家获取准确的收入数据十分困难（Visaria，1980；Bollen 等，2002；Tandon 等，2004）。相反，在社会调查过程中，耐用消费品数据不易产生误差（Tandon 等，2004），因此，它可以更好地衡量家庭经济地位（Bollen 等，2002）。

其二，本文同时关注城市和农村家庭。资料的局限使现有研究要么分析城市家庭，要么分析农村家庭（McKinley，1996）。比如，Xie 和 Hannum （1996）以及 Zhou（2000）探讨了城市居民经济收入的不平等；Meng 和 Wu（1998）分析了不同地区之间农村家庭收入分化的原因。同时关注城市和农村家庭可以更好地比较社区和家庭特征对城乡家庭经济地位和城乡差异的影响，为决策部门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意见。

其三，在方法论上，本文采用多层模型技术和纵向研究设计。多层模型将家庭经济地位的变异分解到社区和家庭，区分不同层次因素对因变量作用的大小。虽然城乡差异一直是经济学和人口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但数据的缺乏使大部分相关研究采用横向研究设计。这种静态研究方法提供了某个具体年份城乡家庭的经济状况；而纵向数据可以把握近年来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与家庭经济状况之间的动态关系，并解决因果关系问题，避免由于潜在的内联性和缺失变量可能造成的误差。

二 研究背景

现存有关城乡经济分化的研究多注重于个人收入（Khan 和 Riskin，2001）。中国城乡收入差异在世界上名列前茅（World Bank，1997）。若以货币来衡量，仅次于南非和津巴布韦（Knight和Song，1999）。若将非现金收入和样本采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误差（陈剑，2002）也考虑在内的话，城乡收入差异会进一步扩大。该差异虽不一定会继续增长，但可能还会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Cheng，2002）。

城乡收入的不平等导致了城乡家庭之间消费支出的巨大差异。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城市和乡村家庭的消费支出均不断上升。但随之而来的不是城乡分化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图1描述了1987～1996年间人均消费水平和城乡人均消费比例。尽管在这十年间，城市和乡村的人均消费水平都持续上升，但城市家庭上升的速度快于农村家庭。因此，城乡之间消费之比也逐年扩大，从1986年的2.7增长到1996年的3.5，换言之，十年间城乡差异增长了35%。

图1 1987～1996年人均消费支出和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比率

从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来看，城乡差距更为明显。比如，1998年，每100户农村家庭彩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