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在发展中国家，非农业经营以及非农业收入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非农业活动能从多种渠道影响农村经济。①农村非农产业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缓解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有助于土地贫瘠的地区走出“贫困—过度开发—生态恶化—贫困”的恶性循环。②非农业活动能显著提高家庭收入，增强农民向农业投资的能力，降低收入的波动性，非农业收入还能扮演一个保险的角色，促使农村家庭采用某些风险大但回报率高的农业技术，从而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③非农业收入是农村家庭的一个重要的储蓄来源，它使家庭经营多样化，那些参与了非农业活动的家庭往往具有更强的抵御诸如农业减产、价格波动等冲击的能力。④农村非农产业能影响农业的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收益构成。农村地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供给能逐步与农业投入的需求相适应，以低于外部市场的价格满足农民的需求。此外，食品加工业和农产品供销体系的发展也能影响农业产出价格的水平及稳定性（FAO，1998）。

大量的研究表明，来自非农业生产活动的收入不仅对农村地区贫困程度的减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对收入分布也有重要影响。研究结论既依赖于家庭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位置和非农业活动的类型，也依赖于研究方法和地区。大部分研究表明，相对于农业收入而言，非农业收入的分布较为不均匀，在从总体上改善农村收入的同时，非农活动的参与可能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尤其在贫困地区更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研究的结果表明，非农业收入份额的上升能使总收入的分布逐渐变得均匀，从而降低了收入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政治和社会的紧张程度。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其社会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长期以来，现代化程度较低的传统农业一直在中国的农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由于农村庞大的人口数量和相对有限的耕地面积，来自农业活动的收入一直在较低的程度上徘徊。在这种背景下，农村非农产业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提高农民收入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业体制改革，特别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首先，农业改革使农民得以自由地选择职业和经营方式。由于“剪刀差”的存在，农业收益大大低于工业收益，相当一部分农户将他们的部分或全部劳动力投入到非农业经营。其次，联产承包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从而为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初始资本积累。最后，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由此而得到了一次飞跃，在农村家庭户的收入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农村经济的这种变革，特别是非农产业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改善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成就，令众多学者瞩目。

然而，有相当一部分关于中国农村收入的研究认为，农村收入的不平等状况自改革以来显著加剧，而非农业收入份额的上升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根据一项基于全国县级统计数据分析的研究（Knight和Song，1993），与农业收入相比，非农业收入的分布比较不均匀，因而是导致农村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些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些研究认为，改革以来农村收入不平等有了显著的上升，而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在各个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因素，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将随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而加剧，这种现象无疑提高了处于过渡阶段的中国经济的重组成本。

从现有文献来看，在非农业收入对不平等的影响的分析中有“收入分解”和“收入模拟”两种方法。大多数研究使用的都是第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将非农业收入视为一种“外快”，外在地加在家庭总收入之上，分别考察各种收入对收入分布的影响。这种方法比较简单、直观，但有一个很强的假设：各种来源的收入是相互独立的，一种收入的变化不会引起其他收入的变化。然而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这个假设一般不成立。由于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限制，各种活动的参与之间必然存在着替代关系，彼此是互相关联的，即各种收入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本文将试图弥补以上研究的不足。我们将利用农业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