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有没有潜力？^[1]不是看这一契约本身所代表的权力域（a bundle of rights），因为它随时随地在变化（Scott Rozelle，1997）。这一具有“变革性意义”契约的诞生机制是什么？促使契约重构的影响机制和其间各要素对契约重构的贡献度如何？从这个角度理解契约重构，进而分析农村扶贫契约的影响要素，成为本文的重点。

一 引言

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的历史轨迹中，农村而非城市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起了主导作用（D.G.约翰逊，1997）。早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扬弃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演进的股份合作制、90年代乡镇企业的深层次拓展和目前与农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构筑了农村经济体制变迁的大体历程。

现有的文献倾向于阐释制度渐进式变迁的“原动力”。第一种观点是强调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认为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制度供给者由中央政府承担（杨瑞龙，1993、1998；张宇燕、何帆，1997），但同时也看到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当自上而下的改革面临障碍时，可分享剩余索取权和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一定阶段扮演制度变迁‘第一行动集团’……”，并指出这是一个 “阶梯状的渐进式制度变迁”（杨瑞龙，1998、2000；杨其静，2000）。第二种观点偏向于强调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面临获利机会自发从事制度创新。同时也考虑到了这是在“地方政府广泛支持和参与下自发地进行”（陈剑波，2000）。第三种观点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建立在林毅夫（1994）的强制性变迁与诱制性变迁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下，提出从社会秩序二元观出发的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冲突和协调的演进论（周业安，2000）。另有学者指出，制度的供求双方是不存在的或不能区分开来的，提出“制度可以成为商品，其间存在竞争，由此来决定制度的均衡关系”（孙天琦，2001）。

本文的重点不是制度变迁的“原动力”，而是分析“原动力”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过程，从而阐述其在小额信贷扶贫契约中的地区化差异问题。历史上中央集权制度、根深蒂固的家庭经济制度、自愿联合与经营的缺乏、私人产权制度的软弱、价值理想和信念伦理的优先、对国家权力的敬畏与认同、对非国家社会势力的排斥，以及源远流长的平均主义倾向等（孔泾源，1995）影响着具有“原动力”的各经济主体对规则的形成。无论是在政府主导论中对政府的约束分析（杨瑞龙，1999），或是在对乡镇企业自发地从事制度创新过程中的非正规制度安排的解释（陈剑波，2000），还是对社会成员在内外部规则中的互动影响的阐述（周业安，2000），和引入“不同主体的效用函数中利益损益值”作为主要变量来研究主体的角色转换（黄少安，1999），都曾探讨过制度变迁中的“影响机制的黑箱”^[2]问题。目前从理论上探讨这一“黑箱”，并用实证数据来验证这一机制的研究仍是“凤毛麟角”。

本文将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在研究对象上，从研究制度变迁本身转化为对“契约重构”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外部规则之间的竞争压力，使得政府不得不启动学习机制（周业安，2000），在契约的构建中力图与中国特色相结合而引入新的契约形式。随着契约的实际执行，能不能将不适应中国国情的部分进行修正，也就是所谓的“契约重构”，是完成“帕累托改进”制度变迁的关键一步。本文的目的在于构建一个分析框架，解释这一过程的影响机制和各要素对契约重构的影响程度，并从实证中给予验证。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通过建立在超模博弈论基础上的制度互补性模型和动能定理来分析政治组织域和经济交换域的交互关系，其后考虑到中国农村政治经济的特殊性，对上述模型的约束条件，即策略互补性约束和域间互不联结约束，进行了修正，从而将模型进行拓展以便分析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第三部分以目前农村中开展的小额信贷作为样本来检验对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的假说，并给予经济解释。第四部分是结论：①社会资本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使得政治域和经济交换域的联结形式不同；②两个域之间的影响需要一个中间力量作为传导机制；③两个域各自的参数对契约重构产生的影响程度不同。最后是这一分析框架存在的理论缺陷和先天的不足之处。

二 框架分析：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