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述

我们现在正在讲授的知识与1973～1979年我学生时所学的知识已经大不相同了。因此，继续学习以便跟上社会工作领域的发展进步，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社会工作现在借以实施的方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这样讲是有充足把握的，因为社会工作职业有了不少新变革和新维度。

我可以对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千年里的不同做出比较。我有把握这样说，是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触及的面很广，我曾经做过被释放的囚犯、病愈的精神病人、残疾人、青少年、未成年犯、老年人以及跨国难民等服务对象的工作。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一个年轻的社会工作从业人员时，我受到的教育是，社会工作是一种着眼于改善工作对象系统（诸如个人、群体和社区）的社会功能的职业。的确如此。但是，这一界定过于宽泛和笼统，不能对社会工作给出较为准确的描述。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亚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我们社会工作专业为了确立专业身份时不得不经历一些艰难困苦的原因。比如，在菲律宾，社会工作者就曾经被看作是在发生自然灾害（如水灾和台风）以及人为灾害（如政府与叛乱势力之间展开武装冲突）时，为人们送去大米和罐装食品的人。

同样，社会工作者在从个案的受理、计划、跟进、终止和评估等角度来衡量工作对象的进步时，也面临着困难。我们过去仅仅满足于对工作对象的福利状况的一般性描述。我们通常会使用诸如“案主挺好的”，“案主做得不错”，“案主还行”之类的短句，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短句。实际上，这些短句并未指出工作对象究竟是否已从一种仅仅是活着的状态，提升到了能够生存或自信的状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有用的指标，比如保障、权利等等，都使个案管理建立在更客观的基础之上。

二 福利体系

我在我的国家、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美国和欧洲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方面的大量经历，为我透视社会工作职业多样性中的一致性，提供了新的和更多的视角。有一种一致性的主线，使遍布全球的毕业于2000所社会工作学校的大约150万社会工作者联结到一起。一致性是我们推进人们社会福利的着眼点。它以我们解释和设计社会福利政策的多样性的方式，以及我们在各自的文化和社会中，为促进人类的福祉而实施的项目和服务的不同方式反映出来。

在欧洲，有一些国家实行的是广泛的社会福利，这就是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基本福利政策以及这些国家为其公民提供的全面措施。

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公民也享有很好的社会福利方案和服务。

在欧洲，一个母亲生孩子时，可以有较长的产假，这要比菲律宾妇女一般享有2个月的产假要长。不仅如此，有的国家还可以提供更多的慷慨福利。在法国，做父亲的可以有数月甚至数年的亲子假帮助妻子照顾婴幼儿，而不会丢掉他的工作。

在瑞典，公民不必为高额医疗费用担忧。我曾参观过瑞典的一个社会工作学校。那所学校的社会工作老师告诉我，当他爸爸患上癌症住院、出院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因为福利系统或政府全权承担了他父亲的住院治疗费用。

美国的福利系统有所不同。“福利改革法案”对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可以轻易得到的那些社会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服务进行了限制。例如，一个单身母亲必须出示证据以证明她在竭尽全力地找工作，否则，连续三年后她将不能再继续得到补助或津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写了一本叫做《发展暨自由》 的书。他在该书中指出，住在美国少数民族居住区的黑人们的状况实际上要比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们差多了。森还进一步指出，在美国的官方优先权排列中，在为所有人提供健康照顾方面所做的承诺微乎其微，在美国似乎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实际上超过4000万）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护或保险。他得出结论说，政府对支持病人和穷人的限制太严格了，这在欧洲是根本无法接受的。在美国从医疗保险直至教育方面的公共设施，社会所承担的也十分有限，而在欧洲福利国家，这些都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由社会来承担的。

我补充一点：这或许就是美国国际发展机构（USAID）——一个在亚洲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很有影响的机构，现在能够在美国中心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吧！

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社会工作实务是相当不同的。各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