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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过程中的实践逻辑与体制嵌入——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10年的经验反思
    ——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10年的经验反思

    作者:熊跃根 出版时间:2006年08月
    摘要:本章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10年的经验反思,包括中国近10年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过程的路径与策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过程中专业院校的实践逻辑与体制嵌入。

    一 问题的提出

    过去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工作一直是一门充满争议和理论争辩的学科与专业。迄今为止,针对有关社会工作专业的本质、知识合法性和实践有效性等主题的讨论从未间断过。长期以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也一直受到来自观念变革、技术变迁和社会经济制度改革等的挑战。对社会工作教育者而言,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充满了种种不可预知的变数。而就中国目前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现状来看,笔者认为,任何一次有关本土化和专业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入讨论,都不仅有利于我们建立起这门学科和专业的精神气质,更有利于我们认识清楚该学科和专业的内在本质。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无论从西方还是中国的经验来看,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都是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系统和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综合作用的产物。同时,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工作教育的进步,而反过来,社会工作的教育发展也必须以专业实践和专业制度作为重要基础。从本土实践来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政府部门一直发挥着解决社会问题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主要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者用“行政性的社会工作”来总结中国目前社会工作的基本特质是不无道理的(王思斌,1995)。换句话说,在中国,长期以来,政府机构(尤其是特定的职能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专业的社会工作。而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世界里,以血缘、地缘和互惠关系为基础的人际网络就成为普通人解决实际生活困难的基本渠道。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我们的文化里,除非家庭和个人的网络关系崩溃难以发挥作用,求—助关系是很难在陌生人之间或求助者与正式机构(主要是政府机构)之间建立的(王思斌,2001)。因此,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和理解,笔者认为,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工作,既离不开政府的体制和资源,也离不开整个社会对社会工作专业及社会工作者的认同。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化因素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专业实践中的工作者与受助对象之间的信任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须把专业工作者由“陌生人”转变为受助者熟悉的人,改变中国人传统上只习惯于求助行为的内敛特性,建立以社群网络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探讨中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工作者与求助者的信任关系的建立对推动专业助人方法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而要推动专业的社会工作实践,又显然离不开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中国社会工作在目前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是:一方面,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下,社会工作教育虽然得到长足的发展,但仍然面临诸多的困境和限制。

    然而,同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专业化发展速度缓慢比较而言,社会工作教育在过去10年的迅速发展毫无疑问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1]最近的数据表明,无论是从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数目(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设专业教育的4所高校到近期的152所高校)[2]还是从修读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人数来看,此领域专业教育的扩展都是非常明显的。同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专业实践先于专业教育”、“民间专业组织实践先于政府介入”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明显超前于本土的专业实践。而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同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关系密切的专业化制度设置(如社会工作专业认同和职业化体系的建立等)却发展缓慢。尽管在局部地区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制度建立表现出一些令人惊喜的进步,然而,从总体形势来看,目前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同巨大的社会需要之间还有很明显的差距。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位美国社会工作专业人士曾在权威的《社会工作》杂志上撰写了一篇短文,她将当时处于保守主义政治思潮中的美国社会工作专业比喻为处于不景气状态的“汽车工业”(Auto Industry),即在社会工作专业化程度很高和学生规模不断增加的同时,却面临政府在福利紧缩时期社会服务就业岗位不足的尴尬现象(Bell,1983)。虽然当前中国在社会福利领域也存在社会工作缺少专业岗位或专业岗位不足的问题,但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过程出现的一些问题,同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