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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社会工作的三个争论及其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启示

    作者:殷妙仲 徐明心 出版时间:2006年08月
    摘要:本章的主要内容是北美社会工作的三个争论及其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启示。首先是美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回溯,其次是使命的二元性及三个争论,然后是对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一 引言

    本文展现北美[1]社会工作学术领域内的三个重要争论,以揭示社会工作专业在北美,特别是美国,从来都是在多元化地发展的。它的发展充满了争论。这三个争论的基本内容,或可为正在建立和争取确立一个统一专业身份而奋斗的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提供有价值和深远意义的参考视角。

    二 美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回溯

    从费勒克斯纳(Flexner,1915)出人意表地宣称社会工作并未成为一个专业的那一刻开始,北美社会工作学者和从业人员便产生了一个共同愿望,即希望通过集体的努力去缔造一个具有完备资格的社会工作专业。在整个20世纪,北美社工,特别是美国的社工,不断努力地发展一个系统化的科学知识体系、一套综合的解决问题的技术,设置专业性的高等训练院校,成立专业资历认证团体。这些都被格林伍德(Greenwood,1957)列为一个专业所应具有的特征。基于这些特征,他认定美国社会工作已成为一个专业。不过,虽然北美社工确实具有这些特征,但是北美社工群体内部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就以格林伍德认为的社会工作专业文化而言。首先,格林伍德提出在社会工作专业内部有一个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的网络。按照格林伍德的观点,“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所需要的社会角色间的互动产生了本专业独特的社会结构,也就是专业文化”(1957:52)。格林伍德把它进一步定义为“价值观、规范、符号和职业概念”。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是极其重要的。在回顾了25年的文献之后,派克(Pike,1996)提出社会工作至少存在五种主要的价值观:①个体固有的尊严和价值;②社会对个体福利的责任;③个体与社会在权利与责任之间的相互作用;④案主自决;⑤个体变革的潜力。但是若仔细看,这些价值之间也有矛盾的地方。例如,社工普遍接受案主自决这一价值观,但在实际工作上能否真的让案主自决便是其中一个争论(Reamer,1995)。

    规范是对角色的定义,它在不同社会情境下引导专业人员的行为。默顿(Merton,1982)提出所有专业都存在着一种利他主义的規范,在制度化下,这规范规定了专业人员及其案主的不同角色,并赋予这两种群体特定的行为模式。威伦斯基和莱博克斯提出,至少有两套规范来指导专业人员。第一套是关于专业人员和案主的关系,它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客观、情感中立、公平和服务的理想标准。[2]第二套是同事间的关系,社会工作对此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规范:团体内部的竞争和面对外部团体时的团结。这正是第二套规范在社工的不曾间断的争论中显现出来的。社工内部的争论不仅是为了生存,甚至可被看成是一种专业的内省,但是对于外界他们却常表现为一个团结的联盟。

    符号对于任何文化都至关重要,它为成员解释世界和组织生活提供意义。一个专业文化的符号本质也体现了这个专业和其他专业的不同。一个专业的符号是其“满载意义的条目”(Meaning-laden Item),它包括:专业的标志、徽章和独特服饰;专业的历史、传说和暗语;专业的英雄和恶棍;以及专业人员、案主和外行人的习惯(Greenwood,1957)。无可否认,北美社工有统一的历史和传说,特别是围绕着玛丽·芮奇蒙德(Mary Richmond)和珍·亚当斯(Jane Addams)两个专业杰出学者。但是,她们却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日后北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埋下争论的导火线。同时,由于工作场所及服务对象的不同,北美社会工作的物质性符号并没有统一。例如,一些社工可能在一个正规的面谈室里身着专业服装与案主进行访谈;而另外一些社工则穿着牛仔服漫步在市区内破落地带和弱势社群进行交谈。

    语言是一种重要的符号,也是成员间相互联系的文化媒介。社会工作语言的本质也具有二重性,它既可以作为社会控制机制,也可以作为社会良知的范例(Margolin,1997)。所有经过培训的社工都至少懂得六种不同类型的语言:案主的非专业性语言、理论家的抽象语言、研究者的经验性语言、信息科学家的精确性语言、专业救助人员的术语和传递价值观的可取性语言。其中大部分语言和社会工作知识一样是通过社会工作的培训传播的,在培训中,社会工作学生以及将来的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学习能为他们互相交流充当媒介的同一套语言,以便他们参与这个专业工作并在某种程度上以同一标准进行对话。但是,社工间也常存在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