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发展，其假设是把生活在农村社会中的人们和农村社区，看作是一个由于受社会环境和自身能力的限制而需要外界协助的弱势群体。通过运用专业的助人技巧，社会工作能够帮助那些处在生活困境中的农村贫困人群（社区）改善社区条件，获得自助能力，从而起来解决其发展问题。但是，在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中，这种理想化的行动理念和方法论假设，往往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遭遇困难。在影响行动的各种因素中，农村发展问题是首要的影响因素。在本文中，我们以贫困问题为例，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农村贫困的新形式和新特点，探讨农村社会工作的方法论问题和推进农村社区能力建设的策略，并对近两年来我们在农村的社区发展实务进行理论反思，以推动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深入。

一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着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现在已是工业化的中期阶段”。^[1]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流的现代化发展的作用下，农村传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农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农业经济的结构从传统的、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经济，开始转向以经营农业为目标的市场化经济；农村逐渐打破传统的自我封闭状态，开始形成与外部社会和城市之间的资源、信息、人力和商品的交换与互动，即使在偏远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也不再是与世隔绝，而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处处打上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印记。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城乡贫富分化为特征的农村新贫困也发展起来。

从农村社区的状况来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过去曾经是高度组织化的农村社会，政企合一、农工商学兵一体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一方面释放了农民空前的积极性，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经济制度所带来的低劳动生产率和低收入造成的农村普遍贫困；但是在另一方面，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村社会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农民从一种严格控制的组织状态下解放出来。人民公社被村民自治制度所取代，这既使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而具有较多的自由，也使农村社区组织变得松散而缺乏对个人的凝聚力。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农村社会基本上成了个体化社会。而农民的个体化也使他们失去了过去曾保护他们的制度屏障，直接暴露在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冲击面前，他们成为中国社会最脆弱的群体。

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变迁中，社会工作者所关注的农村贫困问题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的以缺衣少食、基本生活无保障的生存型经济贫困，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基本生存条件的改善而基本得到解决，代之而起的是由信息匮乏、人力资源的流失、社会资源与支持网络不足、政策偏差、文化教育和权利保护缺位，以及农村生活价值的失落等因素而导致的新型贫困。

有人曾经说过，现代社会最有效的控制手段就是阻断信息来源。信息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就在于处于广泛联系的多元世界，信息的有效和及时获取是取得优势和驾驭局势的关键。在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的今天，农民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才能取得好的收获，已经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技术和资金的问题，而是信息。但是对于中国的广大农村而言，农民由于信息的匮乏而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不得不依附于掌握信息的强势集团并受其支配与控制。从我们所进行的农村社区发展的实践看，农民信息的匮乏不仅仅表现在他们无法掌握市场信息，因而无法根据市场变化来组织生产上——尽管他们并不缺乏资金和技术，也有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积极愿望。

以“公司+农户”模式中的信息关系为例，一篇网络文章做了这样的揭露：

老板们为了维持其利润的最大化，对农民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和市场信息进行严格的保密，而这些所谓的“商业秘密”，正是他们以“公司+农户”模式控制当地信息，操纵当地市场，打着天灾人祸、国际问题等风马牛不相及的幌子欺骗处于弱势的农民。

……

去年春季“非典”时期，日本对日本市场的中国蔬菜产品没有任何抵制，价格稳定，需求平稳，但当地的老板们却联合起来，封锁任何的日本市场信息，胡说什么日本不要我们的蔬菜了，拼命压低价格，仅几天的时间，就将一元一斤的大葱压低到五分钱一斤，大发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