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对不同来源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沿海和内地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提高（例如，Jian，Sachs和Warner，1996；World Bank，1997；Kanbur和Zhang，1999）。不断扩大的地区不平等，是中国总体收入不平等迅速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非常令人担忧。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平等程度提高的幅度，在所有可比较的国家中是最大的。由此，中国也由80年代早期的平等主义国家，变成现在世界上不平等程度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之一（World Bank，1997）。总体不平等及其变化，通常被分解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以及城镇和农村之间的不平等。运用微观数据分析表明，城乡不平等解释了1995年总体不平等的50%以上，解释了1984～1995年不平等增加部分的75%（World Bank，1997）。更进一步观察，很显然，城乡不平等及其增长主要是一种地区现象——内地农村地区贫穷得多，增长也比沿海农村地区慢得多，然而，沿海和内地的城镇地区在收入水平和增长率方面的差距都小得多。

关于中国地区不平等的经济学文献正在迅速增加。近期的文献尝试解释不均等发展机会带来的不断扩大的地区不平等。Wei和Wu（2002）侧重分析全球化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Kanbur和Zhang（2001）则考察了开放和财政分权；Park（2002）提出以下四种假说来解释地区不平等：工业化、市场一体化（包括劳动力市场）、国有企业份额下降和全球化。

诚然，不均等的地区发展是收入不平等的最初来源，但是要素的流动也许能够使收入变得更平等。然而，生产要素的流动并没有使得要素报酬均等化。Johnson在关于美国农业调整和迁移的文章中强调指出，限制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会降低劳动力回报的趋同。Johnson（2002）简要地概括了这些限制：首先，目的地的失业率水平高；第二，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低；第三，迁移相对的高成本。他指出，当这些限制很大时，迁出就很难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只有劳动力从农业中迁移出来的速度足够快时，才能起到缩小从事农业和非农产业收入差距的作用（Johnson，2002，p.1416）。”

因此，要考察地区收入趋异问题，分析人口地区间的流动是很必要的。运用新近得到的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将研究1990～2000年间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化和人口迁移。文章是这样组织的：第二部分，我们分析沿海和内地不平等的扩大趋势，并将全部变化分解为地区内和地区间变化；第三部分，我们给出1990～2000年间省际迁移的一些统计，并分析省际迁移对20世纪80年代收入差异的反应；第四部分得出结果并给出进一步的分析。

二 地区收入不平等：趋势与贡献因素

除Kanbur和Zhang的文章外（1999），关于地区不平等的文献，主要侧重于分析人均GDP或其他国民统计指标的趋同或趋异。我们将利用从家庭户调查中得来的人均收入指标。这不仅仅是因为GDP统计存在很多问题（Rawski，2001），也因为收入是衡量生活水平的更好指标。由于我们对转轨时期不平等的变化更有兴趣，我们将把注意力放在1985年以后。

中国统计年鉴（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给出了分省的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1]在计算沿海和内地的平均收入时，我们用省人口数作为权重。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与1990年的概念一致，我们将2000年分省人口数做了调整。从普查中得到的分省人口数可以在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找到（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2001）。另外，加总之前，我们还用分省价格指数来平减分省收入。

研究表明（例如，Kanbur和Zhang，1999），地区不平等主要体现在沿海和内地省份之间。在本文中，我们将所有省区分为沿海和内地省份，并着重分析这两类地区之间的不平等。^[2]

表1表明，1985～2000年间，地区不平等显著扩大。^[3]1985年，沿海和内地的收入比为1.31，2000年上升到1.65。不平等的扩大主要发生在1985～1995年间。1995年以来，收入差距保持稳定，但并没有显示出任何趋同的迹象。与以前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比地区差距要大得多。1985年城乡收入比为1.82，2000年提高到2.42。1990～1995年间提高速度最快，1995～2000年间略微呈现趋同态势。

表1 地区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异（1985～2000）

通过详细观察沿海和内地的收入状况，我们发现，1985年沿海和内地的城乡相对收入基本相当，但到2000年内地的城乡收入差距比沿海地区高得多。^[4]从理论上讲，这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