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过去十多年来的流动人口大潮正在重新定义中国的社会以及千百万卷入浪潮中的人们的生活。流动人口因政府放宽政策而获得了流动的自由，并被城市中更好的工作及更高的社会地位所吸引，潮水般涌进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都市。这个流动大潮包括了一亿人口，大多数是农民，被学者们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劳动力流动（Rozelle，Taylor和deBrauw，1999）。而在这些流动人口中，妇女占着越来越大的比重（Wang，2000）。

一旦进入城市，这些女性流动人口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境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们既相似又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从农业化的社会经济环境来到了一个城市化、工业化的环境。迁移既给他们带来了就业上的改变，也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改变。他们处境的相似之处还在于，刚刚抵达城市的时候，要以新来者的身份面对各种不利的境遇。

但是，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迁移移民不同的是，过去几十年来形成的制度给流动人口造成了障碍。计划经济下的中国有效地实施了两种经济制度，其城市和农村间的隔离更甚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近年来的改革极大地改变了该制度的很多方面，但制度性障碍的存在仍然使得流动人口难以在城市中落脚，也难以获得公共的社会和健康服务（Roberts，1997；Solinger，1999；Wang和Zuo，1999）。中国的女性流动人口——其中很多是年轻人，与其他国家的女性流动人口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她们面临着非常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状况，以及她们对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在了解健康问题目前及未来的分布等方面都至关重要；对于那些涉及到生殖道感染（RTI）和性传播疾病（如艾滋病）的问题来说尤其如此。但迄今为止，对于这个数量庞大的流动人群，在这方面还罕有系统的研究。人口流动本身并非艾滋病高发的充分条件（Skeldon，2000），也非产生贫穷或剥削的充分条件（Lyttleton和Amarapibal，2002）。在本研究课题中，不仅需要对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知识深入了解，还需要深入了解造成流动人口中有关生殖健康的信仰及行为的因素和机制。

更重要的是，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以及他们得到健康医疗的程度，对于追踪社会构成中的某些基本特征——特别是社会不平等的广度和形式——至关重要。

在几乎所有社会中，居民/公民身份的不平等都是最残酷的不平等形式之一。对于经历了经济社会体制的激烈变革，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中国社会的二元性（城乡不同的户口制度），女性流动人口享有的健康医疗服务，以及她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能让我们从中了解很多中国社会阶层重新划分的状况和性质。对于流动人口缺乏了解只能加深对这个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的偏见，并助长持续的不平等。

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大都市里的女性流动人口。我们在文中描述了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状况及相关的知识。我们特别关注这些女性流动人口的特征，她们对自己生殖健康状况的认知，她们对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了解，以及造成这些状况和知识的差异的因素。此外，我们也关注城市中是否存在妨碍女性流动人口得到健康服务的制度性障碍，并讨论这些障碍的内容。

二 背景

1.研究地点

这个研究是在上海浦东地区进行的。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曾有“东方巴黎”之称。在过去的十年中，上海重新得到了昔日的地位，成为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大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也重新成为吸引大量移民的中心城市之一（Wang，Zuo和Ruan，2002）。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流动人口从不到30万上升至150万。流动人口所占当地人口比例从5%上升至10%。到20世纪90年代，移民人口更升至250多万，占当地人口比例达到25%（见图1）

图1 1981～1997年上海流动人口的增长

浦东在上海近年的发展中被定位为经济发展特区，因此在经济和人口方面的发展更为迅速。在1990～2000年间，该区城市基本建设的年投资增加了20多倍，从人民币75亿元上升至166.5亿元。同期本地户口的人数从134万上升至240万，上升近80%。与此相比，同期内整个上海市居民人口仅上升了23%。

浦东也是一个吸引大量移民的地方。浦东区的本地居民仅占上海市的1/7，但在浦东的流动人口却占全上海的1/3。根据2000年浦东最新的人口普查，有当地户口的居民240万，而流动人口则有73.24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