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以计量分析方法，具体而深入地探讨中国实际产出波动性所呈现出的减弱态势，阐明这种波动性减弱的内在原因，分析这种波动性变化对经济周期形态和长期增长趋势的影响。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走势，也关系到如何制定宏观调控政策。

一 引言

根据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扩张和收缩的转变点等特征来刻画经济周期，一直是经典的经济周期分析模式（Burns and Mitchell，1946）。但随着古典经济周期（正增长和负增长交替出现）波动的逐渐消失，增长型经济周期（保持正的增长水平，但是水平高低出现周期变化）逐渐成为经济周期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核心。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出现带来了经济周期理论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在短期经济周期波动中分离出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并通过经济波动幅度对经济周期阶段性进行描述和刻画，由此引出了经济周期非对称性模式和成因的大量经验研究（Cover，1992；刘金全、范剑青，2001年）；二是如何分析经济周期波动性对经济增长水平，即经济增长过程中风险程度对增长水平的影响，这样的研究不仅涉及经济周期波动性和价格水平波动性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也出现了检验经济周期波动性之间是否具有“溢出效应”或“杠杆效应”等实证问题（Sola、Fabio和Nicola，2002；刘金全、张鹤，2003年）。

随着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出现和持续，一些能够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国家，大都出现了产出波动性显著降低的现象，研究者们由此推断经济周期稳定性的增加是导致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条件（Ramey和Ramey，1995）。一些经验研究甚至还对经济周期波动性的降低原因以及产出增长率的周期性分解进行了研究。Barro（1995）认为实际产出波动的稳定主要来源于价格水平的稳定性，并认为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的负相关性，通货膨胀率的降低和稳定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稳定；Blanchard等人（2001）利用产出时间序列的样本分段均值和标准差的方法，分析了美国产出增长率序列中出现显著波动性下降的原因，并认为产出波动性的显著下降既不是源于显著的需求冲击，也不是源于显著的供给冲击，而是由市场投资和消费的平稳性导致的。McConnell等人（2000）比较了美国1980年以后的产出波动模式，也发现了出现在波动模式上的变化，并认为美国产出波动模式的改变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Balke等人（1996）对欧洲七国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检验，发现其中一些国家在经济收缩过后出现了快速反弹，“反弹效应”的出现意味着经济波动性对产出增长率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需要注意到，虽然上述这些研究在经验发现和实证结论上并不一致，也与经济周期理论推断存在冲突之处，但它们将短期经济波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趋势性结合起来进行检验和分析，这对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确定最优政策干预时期和调整经济政策周期等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Orphanides，1996）。

进入200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新的态势，虽然当年经济增长受到了“非典”疫情等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但当年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达到了近7年来历史新高的9.5%。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突然加速，不仅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轮新的经济周期，而且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也将出现新的变化。在刘树成（2003年）对中国经济周期形成过程的研究中，初步将1953年至1999年的中国经济划分为9轮周期波动，得到的经济周期分界和经济周期轮廓，由图8-1给出。审视20世纪最后10年以来的经济周期波动，中国1996年以前的经济周期波动比较剧烈，宏观经济调控幅度和强度较大；1996年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当年经济增长率已经回落到9.6%的水平上。但是，随后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持续下滑，直到1999年才达到这个周期的底部位置。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开始表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2000～2003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7.5%、8.3%和9.5%，2004年经济增长率继续保持在9.5%。2003年、2004年形成了一个阶段的历史新高。

图8-1 1953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仅从增长率水平上看，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大起大落”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逐步减弱，经济长波态势逐渐明显。这意味着平稳增长将是中国现阶段经济波动的新特征。经济增长波动性的减弱不仅表明中国经济的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