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试图探寻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形成机制，寻找影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审视经济波动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研究发现，在以中央向地方分权为重要内容的政府主导的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行为构成经济周期性过热的重要力量。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与运行中表现出的一些重要现象，也与上述体制性因素紧密相关。在此框架下，本章对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进行了分析解释。

一 引言

200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结束连续六七年低速增长的徘徊时期，表现出明显的回升势头。从2003年初开始，银行信贷快速增长，经济波动明显进入上升周期阶段。对经济快速回升并出现部分行业过热现象的原因，已有研究得出了不同定论。总体看，这些研究可以被分为两类，大部分研究寻找经济周期变化的市场性原因；另一类则关注政府行为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一些学者从需求变化进行分析，认为本次经济景气起源于需求拉动，房地产需求成为带动经济回升的主要力量。另有学者从宏观经济主要变量寻找原因。例如宋国青（2003）和吴华（2004）认为，1996年以后，真实利率变化引起企业利润和偿债能力的变化，进而导致企业贷款数量的波动是增长周期的主要驱动力量。真实利率的不断降低对经济回升具有重要作用。还有学者将本次经济周期与政府换届相联系，认为是地方政府换届后追求经济增长所引起的，但反对者则以1997年政府换届并未引起经济过热来反驳。不同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本轮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但我们关心的是，哪一种因素起到了最重要的决定作用，或者说是更深层次和更具本质性的原因。

从更长期的视角看，我们试图寻找改革开放以来决定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机制和主要影响因素。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一方面可以检验主流经济周期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以及宏观经济调控的深入认识，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作是从一个重要侧面对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特点的理论实证研究。经济周期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乘数加速数模型是内生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认为投资变动会引致收入与消费多倍变动，收入与消费的变化又引致投资的多倍变动，从而引起经济的扩张或收缩。而Locus的货币增长周期模型认为，在人们未预期到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应量，会引起物价上升，生产者会误认为产品价格上升，真实收入增加，从而扩大投资。一旦生产者意识到自己的预期错误，就会减少投资，经济进入衰退期。以实际经济周期模型（RBC）为代表的经济周期理论强调随机冲击的外生干扰所产生的经济波动（Kydland and Prescott，1982；Long and Plosser，1983；Christiano and Eichenbaum，1992）。这一理论试图在一个瓦尔拉斯模型中解释经济周期，认为产出波动并不是围绕平滑趋势的产量波动，而是由一系列随机冲击引起的趋势自身的波动。这些波动由技术冲击和政府购买等实际扰动造成，而不是货币或其他名义扰动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周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兴起，经济学家则开始关注选举等政治因素对经济周期形成的影响。已有的文献对理解经济周期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入手点。理论上说，任何一种经济现象，都可能存在多种对其进行解释的内部逻辑自洽的模型。这些模型在解释现象时可能是互补的，也可能相互排斥，但重要的是能够从中找到解释力最强的模型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某种理论并不能解释相应的经济现象，就应当进行修正或舍弃（林毅夫，2003）。

基于这样的思路，我们并未遵从先给出理论模型，然后进行经验验证的写作过程，而是首先通过经验事实分析来选择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周期的最重要因素，以此着手对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博弈对中国经济经济周期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而产生这种影响的机制又与西方经济周期的政治经济模型有相当大的差异，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关系对理解中国转型期的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 “特征事实”与影响因素选择

我们首先通过经验检验判断中国经济周期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以此确定理论分析的切入角度。在做经验研究时，多数文献都使用年度或季度GDP增长率的变动来观察中国经济波动（Brandt和Zhu，2000；Rawski，2002），也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