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家们长期研究发现，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它们不表现出任何简单的规则或确定的周期。因而，现代宏观经济学家们已不再把它们解释为简单的、确定的周期组合，而是重在探讨最一般的波动特征和规律性。现代周期理论研究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包括：经济转折点的确定；不同周期阶段的划分；领先滞后因素的确定；不同宏观经济总量时间序列之间的横向关系——共动性（comovement），纵向关系——粘持性（persisterce）；不同宏观经济总量的相对易变性（Volatility）等。通过对这些关键量的测定和分析，来标定和判断经济波动的主要特征，并从中发现规律，以指导行为决策。本章重点综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均衡经济周期理论。现代均衡经济周期理论是以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为基本框架，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基础，引入实际因素随机扰动而形成的。现代均衡经济周期理论无论有多复杂难懂，有一点是清楚的，几乎所有的这类模型都以基本的“实际经济周期” 模型（Real Business Cycles，缩写RBC模型）为基础。

一 引言

对影响经济周期形成的实际因素的研究，历史已久。它起源于经济时间序列的实证分析，其基本思想是，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实际因素的冲击造成的。20世纪20年代，强调实际因素的周期理论不断寻求微观工具来研究总需求总供给的波动结果。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给实际因素的经济周期理论带来沉重打击，学者们开始认为微观基础对于理解周期理论不合适，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继而走上了正统宏观经济学的殿堂。20世纪30年代，Burns 和Mitchell以实证分析方法对经济周期进行测量与研究，他们的研究集中体现于“Measuring Business Cycle”（Burns and Mitchell，1946）一书中。然而，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们并不相信他们。20世纪50～60年代，宏观经济研究基于两大基本动态理论：一是趋势理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强调三大动因，即人口增长、生产增长和资本积累；另一是周期理论，研究经济波动问题，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强调需求面（消费与投资）的作用。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采取完全不同的观点，其内核是新古典增长模型，后由Brock 和Mirman （1972）发展到随机领域，引入技术冲击效应分析。Lucas（1976）发起的理性预期革命复兴了微观基础理论，因为理性预期要求一般均衡分析。到20世纪80年代，Hodrick 和Prescott（1980）利用现代时间序列分析工具和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重新研究了经济周期问题，发现了和Burns 和Mitchell（1946）一致的结果，从而对实际因素的研究重新获得重视。由此，主导了约半个世纪宏观经济学发展方向的凯恩斯主义，又让位于现代均衡经济周期理论。

现代均衡经济周期理论是以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为基本框架，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基础，引入实际因素随机扰动而形成的。最初的问题是：Walrasian 均衡模型能否解释总波动，即：一个纯竞争模型，在没有外在性，没有非对称信息，没有不完全竞争以及没有其他形式的不完美的情况下，能否解释波动。如果行，则传统微观分析解释波动时，无须任何修正了。Ramsey模型是自然合适的选择，它没有任何不完美假设，且易于扩充以解释波动问题。早期扰动假设只有技术冲击，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引入政府花费冲击。这两种冲击相对于90年代后出现的货币、税率等名义项扰动而言，都是实际项。所以，以这两种冲击为扰动源的随机动态均衡模型被称为“实际经济周期”模型。

关于Walrasian 均衡模型能否真正解释经济波动有很多讨论。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冲击和RBC的传播机制与实际的波动关系不大，而相信名义工资和价格对名义扰动调整不足才是波动的中心原因。也有相当的研究认为，在物品市场，信贷市场以及劳动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显著的名义刚性是很容易产生的，而且可能放大其效应。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通货膨胀与产出之间的正相关性并不稳定，它们的长期相关性趋于中性或近似中性。这样，周期理论就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实际均衡派，另一部分是凯恩斯主义的名义刚性派。两派斗争而又相互补充和促进，结果是90年代后期的日益融合和统一。

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一般流行的观点是：波动源于多种随机冲击，包括技术的、偏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消费和投资的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