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使“东亚经济周期（EABC）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日趋凸现。本章选取10个代表性国家（地区），以实证方法对1970～2004年东亚经济周期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和聚类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东亚经济周期存在；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NIEs）、东南亚联盟国家（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s）等次区域经济周期存在；地区性大国经济周期独立性较明显；中国与东亚经济周期关联度逐渐加强等。分析结果可为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中出现的诸多现实议题提供理论支持。

一 引言

近年来，东亚各国（地区）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不断加强，围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亚洲货币联盟等问题的探讨逐渐升温。日益密切的东亚经济合作催生了许多复杂的议题，诸如“10+1”抑或“10+3”的选择，东亚货币联盟的币种选择等。众多现实议题的解决亟待理论支持，这使得东亚经济周期研究的紧迫性更趋凸现。

区域经济周期研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这是因为当代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无时无刻不受到区域经济周期，亦即区域内各个国家（地区）经济波动协同性表现的影响。经济周期同步性越强的区域，其国家（地区）相互间经济合作的政策协调成本越低，一体化收益越高。正因如此，近20多年来，区域经济周期研究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不断向纵深发展。从国际经验看，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越快的地区，其相应的区域经济周期研究也越为深入。以欧盟为例，早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中央银行等机构就发起设立了欧洲经济周期网（EABCN，Euro Area Business Cycle Network）。该网现已成为欧洲经济周期研究的重要平台。Robetrt，I（2000）、Artis，M.J.（2004）等数百名欧洲学者基于此网开展的欧洲经济周期研究更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相较而言，东亚经济周期的研究总体较为滞后，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东亚经济一体化向前推进的理论障碍。目前，国外研究该问题的主要是韩国学者，如Jong-Ⅱ Choe（2002）、Kwanho Shin和Yunjong Wang（2004）、Soyung Kim（2004）等。他们的研究方法较为相近，都是在假定东亚经济周期存在的基础上开展经验检验，分析东亚各国（地区）间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此外，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2003）从汇率安排角度对东亚经济周期传导进行了分析，与韩国学者一样，他们共同的缺陷在于未能证实东亚经济周期存在这一基本假定，也未能分析东亚经济周期的整体特征，这与欧洲学者大量关于欧洲经济周期存在性和特征事实的研究相比，差距较大。国内学者对东亚经济周期的关注也十分有限，仅有薛敬孝、张兵（2001）测算了东亚10国1965～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波动，据此分析东亚各国（地区）经济周期的同期性与非同期性，其缺陷在于未能从整体上分析东亚经济周期及特征。

本章针对国内外现存研究空白，借鉴欧洲学者主流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东亚经济周期的存在性与形成时间，次区域经济周期的存在性以及东亚经济周期的特征等问题。

二 数据

本章用国家i和j的国民收入变动周期因子的相关性来表示两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波动。如东亚各国（地区）间的经济周期表现出较显著的两两同步，则可说明东亚经济周期存在，更进一步还可以分析东亚次区域经济周期的存在性^[1]。

国民收入的测度采用实际GDP，数据来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对数据进行增广的ADF检验，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含有单位根的检验，说明数据是平稳的，可采用Hodrick-Prescott方法进行滤波，以提取实际GDP的周期因子，剔除国民收入变动中的趋势增长因素。

运用Matlab软件，对各国实际GDP数据进行HP滤波，取平滑参数λ=100。给定GDP数据的时间序列y_t，可分解为增长因子g_t和周期因子c_t，即y_t=g_t+c_t。在T期，增长因子可通过下式估计：

样本空间包括中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国（地区）从1970年到2004年的实际GDP数据。样本国家（地区）涵盖东亚的地区性大国（中国、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和东南亚联盟国家（ASEANs），能反映东亚经济的主体特征。

三 东亚各国（地区）经济周期的相关性

通过计算10个样本国家（地区）实际GDP周期因子c_it相互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Corr（c）_ijτ，就可以对东亚经济周期的存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