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简介

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确立了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起，村民自治进入初创期，至90年代蓬勃发展，到现在已经逐步完善。特别是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实施后，村民自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推动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首先，在政策制定方面，政府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妇联组织和新兴非政府妇女组织积极开展各种政策倡导，推动国家和地方相关措施出台；其次，在行动干预方面，政府、妇联及新兴妇女非政府组织积极开展相关项目，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提高妇女参政能力，改变社会观念；再次，在研究方面，村民自治初始阶段妇女参政议题被忽视，到20世纪90年代后，有关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研究成果增多，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尽管妇女参与村民自治仍面临着许多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促进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政策和行动成果斐然。

从全球视角看，一方面，中国的村民自治和妇女参政是在两个大潮流中展开的：一个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治理”浪潮，另一个是始于80年代的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浪潮。中国的村级治理深受强调“自治”的“全球治理”理念的影响，推动妇女参与基层治理则进一步深受联合国倡导的社会性别^[1]平等主流化的影响。这两大潮流为中国促进妇女参与基层治理奠定了基础，拓展了理论研究的视角，以及行动干预的框架和策略。另一方面，中国的决策者、研究者和行动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参考“治理”、“社会性别”等外来的概念，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促进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格局和策略方法。

那么，中国促进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特点如何？有哪些机构和组织发挥了何种作用？开展了哪些研究？进行了哪些理论探索？创新了哪些政策和行动，产生了何种效果？中国妇女参与基层治理仍面临哪些挑战？前景如何？讨论这些议题在村民自治实施近30年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书以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中国政府将社会性别主流化正式作为国家战略为起点，回顾和总结二十多年来中国促进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行动（包括政策、倡导和研究），发掘背后的理念，梳理相关的策略和方法，评估已有的效果，以期为未来进一步推动妇女参与基层治理工作提供理论参考和策略依据。

二 概念与构架

中国促进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深受联合国在全球倡导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影响。一些决策者、行动者和研究者抓住中国推动村民自治这个契机，针对农村妇女参政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不懈努力，并形成合力，促进了农村妇女参政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梳理以往的行动之前，本章作者将首先解释重点概念，并指出本章展开的路径和布局构架，为读者提供清晰的概貌。

（一）主要概念

“村民自治”的实施为促进妇女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舞台，促进“妇女参政”是推动妇女参与基层治理工作的主要目标，而“社会性别主流化”则概括了一系列政策实施措施和干预行动的策略方法。

1.村民自治

1990年以来，中国农村广泛实行了以村民自治为特点的基层治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村民自治的目的在于“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内容包括“三个自我”和“四个民主”。“三个自我”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2]显然，中国推行的村民自治强调“自治”和“民主”，而这两个概念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治理”理念的核心。^[3]

如果说“三个自我”设定了村民自治的目标，那么“四个民主”则奠定了村民民主参与的平台和渠道，本章所论述的妇女参与村级治理正是在中国村民自治体系中展开的。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妇女参政的背景，在不同的民主阶段为农村妇女参政行动的实践提供了多重层面、多种舞台。例如，在民主选举阶段，妇女或作为村民投票，或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也可以参加选举工作（包括参加或成立村民选举委员会、部署选举工作、进行选民登记、提名确定候选人、宣传介绍正式候选人、验收选举等）；在民主决策中，妇女或可参加村民会议审议村民委员会工作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