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又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同时，伴随女权主义者斥责主流社会政策“性别盲视”之声和“单亲女性户主家庭”的大规模涌现，贫困在国际范围内又表现出明显的女性倾向。 中国的贫困测量方法基本上沿袭国际社会的经验，建立在以“家庭”为“收入测量” 单位之上; 同时，我国单亲女性户主家庭的产生多源于丧偶和离婚 (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未婚母亲”)，它在整个家庭结构中所占比例较小，这种状况使由“家庭结构差异”显现出的“贫困女性化”，较之西方国家更少呈“显性”状态。总之，基于种种原因，国内的政府报告和学术研究的正式文字记载中尚未出现具有“性别区分的贫困数字”。 然而，国内业已存在的大量与贫困密切相关的数据大都呈现出女性弱势倾向。 中国贫困的统计分布，与国际社会相比鲜见性别分化、与国内的相关数据又不相吻合的现象，究其实质，是由于中国的贫困分布实际上不存在性别差异呢？抑或是由于现行的贫困测量方法对性别缺乏敏感性呢？如果是由于现行贫困测量方法的性别敏感度较低，在其框架之下的反贫困策略是否会受到负面影响? 带着这些疑问, 本研究采用“社会性别”视角, 审视主流贫困测量方法，深化对中国的贫困和女性贫困的认识。

一 问题的提出

贫困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又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同时，伴随女权主义者斥责主流社会政策“性别盲视”之声和“单亲女性户主家庭”的大规模涌现，贫困在国际范围内又表现出明显的女性倾向。进入20 世纪80～90年代，一些关注“妇女与发展”问题的国际组织也陆续公布世界范围内女性的贫困状况。如：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指出：“当今世界上10亿多人生活在令人无法忍受的贫穷状况下，其中大多数是妇女，且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个重要趋势是妇女更加贫穷。”^[1]

中国的贫困测量方法基本上沿袭国际社会的经验，建立在以“家庭”为“收入测量”单位之上；同时，我国单亲女性户主家庭的产生多源于丧偶和离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未婚母亲”），它在整个家庭结构中所占比例较小，这种状况使由“家庭结构差异”显现出的“贫困女性化”，较之西方国家更少呈“显性”状态。总之，基于种种原因，国内的政府报告和学术研究的正式文字记载中尚未出现具有“性别区分的贫困数字”。然而，国内业已存在的大量与贫困密切相关的数据大都呈现出女性弱势倾向，如：据《中国妇女报》报道，1998年在全国1300万下岗职工中，女性占59%，有些地区和行业甚至高达70%；另据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1997年对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抽样调查，在6413名下岗女工中，有72%生活在当地的贫困线以下。^[2]

中国贫困的统计分布，与国际社会相比鲜见性别分化、与国内的相关数据又不相吻合的现象，究其实质，是由于中国的贫困分布实际上不存在性别差异呢？抑或是由于现行的贫困测量方法对性别缺乏敏感性呢？如果是由于现行贫困测量方法的性别敏感度较低，在其框架之下的反贫困策略是否会受到负面影响？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以为有必要采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主流贫困测量方法，深化对中国的贫困和女性贫困的认识。

二 相关文献研究

1.关于贫困研究

贫困研究的历史渊源流长，1889年，Booth的论著《欧洲国家的资源、福利支出和贫困》和1901年Rowntree的《贫困：城镇生活研究》可称为早期贫困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在其后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学者们主要就贫困类型学、贫困发生学、贫困互动学和反贫困策略等领域进行了广泛探讨，并针对贫困的性质、贫困的定义、贫困的产生机制、贫困的测量和反贫困效应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集中于贫困的绝对、相对性，主观、客观性之分；贫困发生的个人责任、社会责任性之辨；各种贫困测量方法在反映贫困性质方面的优劣高低比较；具体反贫困策略的正负效应评价等方面。当前，贫困研究已经形成众多理论流派，其中，经济学的代表性理论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竞争”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观；马克思主义从“生产方式”角度对贫困的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对贫困的论述；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观；福利经济学的“经济福利最大化”观点；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及“公共目标”理论。从社会学视野探讨贫困的理论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