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程度是衡量教育地位的指标之一，而教育地位则是现代社会妇女地位的核心内容。妇女的教育地位是指在教育资源分配体系中（包括正规教育与成人后的继续教育）妇女相对于男性在权利与机会获取上的平等程度，以及这种平等程度所反映出的两性权利关系。由于教育地位的量化比较困难，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采用受教育程度代表教育地位。联合国在1995年考察妇女地位时采用的性别发展指标（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GDI）其中之一就是比较男女两性的受教育程度（其余两项指标是分性别的平均预期寿命和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既是衡量妇女地位的指标之一，也是影响妇女地位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教育对妇女的社会、经济、政治参与能力和妇女的生活质量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考虑到教育对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重视教育的性别平等成了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1990年3月，在泰国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通过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和《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行动纲领》两份重要文件，把男女教育平等列入20世纪末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的三大战略之一，提出“首要任务就是保障女童和妇女的入学机会，改善其教育质量，并消除一切阻碍她们积极参与教育的因素”。2000年4月，在塞内加尔举行的世界教育论坛上提出了全民教育的行动框架，行动目标包括：到2015年，确保所有的儿童，尤其是女童、处境困难的儿童和少数民族儿童可以获得并完成高质量的初等义务教育；到2015年，所有成年人尤其是妇女的识字水平提高50%，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到2015年，消除初级和中级教育中的性别差异，到2015年各级教育都要实现性别平等，重点是确保女童有机会得到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教育的性别平等也成为联合国提出的“新千年发展目标”之一。我国制定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教育是妇女发展目标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妇女发展与教育的目标包括：保障女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提高高中、高等院校女性毛入学率，提高成人妇女识字率，提高妇女的终身受教育水平，以及妇女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

本文将根据中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分析当前人口受教育状况中的性别差异。由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教育的极度落后，我国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非常低，这种历史的积淀反映在目前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依然普遍偏低。所以在分析我国妇女的受教育水平时，不应当脱离历史背景。本文在分析中没有简单考察妇女的总体受教育水平，而是从性别平等的视角主要了解相对于男性而言，妇女的教育水平所处的位置，分析男性和女性在受教育方面的差距。

一 我国各教育阶段的性别差异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妇女的教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能够读书识字的人很少，能识字的女性就更少了。在1931～1945年间，只有780多万的女性受过初等教育，当时的女性文盲比例超过90%，也就是说每10名妇女中只有1人受过教育。1931～1945年的15年间，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仅占女性总人数的0.46%。^[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广大妇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扫盲运动让没有机会进入学校的妇女们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能够进行简单的计算，有能力参与政治活动，甚至担负起领导职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9年制义务教育从法律上赋予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让更多的女童有了上学的机会。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间，我国15岁以上女性文盲率约为13.5%，有3.6%的妇女接受过高等教育。

不过，在我国发展全民教育的过程中，男性和女性的获益并不均等，男性人口受教育状况的改善速度和幅度都高于女性。我国在缩小男女受教育的差别上仍然还需要继续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发布的有关社会性别和全民教育的全球监测报告中，分析了1990～2000年各国的发展趋势，认为中国在2000年已经在初级教育层次达到了性别平衡（即在初级教育阶段没有男女差异），但对中国是否能够在2015年达到中级教育的性别平衡还有疑问。^[2]为此，有必要对我国目前受教育状况中的性别差异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以便有针对性地解决妨碍我们达到性别平衡目标的问题。

本文用社会性别平衡指数（Gender Parity Index，缩写为GPI，以下简称性别平衡指数）^[3]，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