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受北大妇研中心的派遣，笔者参与了侵华日军对山西妇女性暴力事件的取证调查。我们在太原采访了盂县6位受害者（见表1）（其中有1个去世者的亲属）。

抗日战争结束后，日方为了掩盖侵华日本军的罪行，销毁了大量此类档案，而要找到驻扎盂县各个据点的日军性犯罪的文字资料更是难上难。在中方文献资料中也极少有关于盂县被送交日军据点的受害女性的书面资料。因而，我们采用了采访受害者本人、目击事件的见证人并进行受害遗址实地考察，再结合史料加以核实的调查方法。

表1 接受调查的受害者简况

一

1939年3月，日军北支那方面军第一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第十四大队第四中队的分遣队进驻山西省盂县西烟据点，修筑炮台。根据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的研究，日军在“抗日民众应罚”的意识驱动下，对妇女进行集体凌辱并加以惨杀。因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根据地发展迅猛，日军只占领铁路和主要城市，所以开始展开全面的“治安肃正”作战，对属于敌性地区的盂县实行了“三光政策”，对妇女进行奸杀，有的年轻妇女被日军强奸后，又被带到据点，长期遭受性暴虐。这次接受调查的6位受害者有5位属于这种情况。

西烟镇据点日军在百团大战中伤亡较大，为了报复，日军于1941年5月27日（阴历4月初二）凌晨5点，纠集第十四大队一中队及守卫队伪军约200余人，突然扫荡西烟镇。受害者M哭诉，那天两个日本兵强暴她以后，又把她捆到驴上，带到离家约十华里的西烟镇河东炮台（军马山炮台），关到炮台下面漆黑的土窑洞里，她在那儿被关了整整40多天。日本兵每天糟蹋她，并加以毒打。后来她的家人卖了地和房，共花了200块银元，才把她赎了出来。她全身浮肿，半年多不能下地走路。

1942年2月，日军杀了G大娘的丈夫后，又把作为妇救会主任的她抓到河东炮台的窑洞，先是严刑逼供，又实行灭绝人性的奸污。半个月后，她父亲变卖房产，凑够120块大洋，交给汉奸，才把她赎了回来。回到家后，疾病缠身，神经受了严重刺激。

1942年8月，日军扫荡Y所在的尧上村，将她抓到离村约20华里的西烟北炮台的一个小黑屋子里，关押并蹂躏了30多天。夫家卖了牛羊，东借西凑了380块大洋，把她从炮台救了出来。大娘说，她虽然出来了，但日本人还是下到村里来，抓走其他妇女。关押期间，她受尽了日本兵的毒打，牙齿被全部打落，嘴唇上被日军撕咬的伤痕至今犹存。1942年E被日军抓走时，才18岁，在河东炮台遭到同样的凌辱。

P是盂县已知的最悲惨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1942年，被日军霸占的P才21岁，在遭到一年半的摧残后，逃离虎口，但P因日军强暴怀孕而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误判刑两年。1968年，P终因不堪忍受身体（因受日军摧残患子宫癌）和精神的双重摧残而自尽。

二

这次调查的6位受害者，有4位是被日军囚禁在羊马山的河东炮台。据河东村的B老人（15岁时被日军抓到炮台上做了1年的伙夫）说，1940年12月，日军侵占河东村后，在村里组织“商务会”，强迫村里老百姓修筑羊马山山顶的炮台。其间，日军常常以搜刮建筑材料为名，闯到老百姓家中强奸妇女。在1941年左右，日军在炮台下面的左侧山凹挖了一眼宽约1.5米，高约2米的土窑洞。这窑洞平时不放东西，只有抢来的女人关在窑洞里时，日本兵才下来。B在当伙夫时，时常听到日本兵讲又抢到女人的事，有时也听到女人的叫声。

据受害者R、G回忆，当时窑洞里没有窗户，地上铺着草，有一个扫荡时抢来的尿盆和几件抢来的被单、衣物之类。据石田教授在1998年5月采访的受害人L说，她也是被日军抓到河东炮台底下铁丝网外面的窑洞里。大娘回忆，当时有一张木制的床，除她以外还有别的妇女。日本兵先检查她是否有性病，然后轮奸她，她在那儿被迫害了约9个月。可见这个窑洞是日军专门设立的用来囚禁、关押妇女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极其简陋的前线炮台“慰安所”。又据河东村T老人（他妻子是L的姐姐，也是受害者。T在1941年任“商务会”会计，1943年任地下抗日村长）和B老人共同证言，约从1943年开始，驻西烟的日军中队长命令“商务会”提供妇女。“商务会”把命令传给西烟一带的伪村长。那年，各伪村长经过商量，向商务会提供了5名妇女，她们被日军安置在河东村的“杨家大院”里（此大院至今还在），作为一个“简易慰安所”。两位见证人所说的事实，经日方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