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积极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一节中出现了“建立阶段性就业制度”的提法，由此，引起了妇女界、理论界的强烈震动，导致了世纪之交关于“阶段就业”和“妇女回家”的又一轮大讨论。

2000年12月24日全国妇联召开“阶段就业制度与妇女就业”座谈会；2001年1月15日《中国妇女报》推出“阶段就业是否伤害妇女”的系列讨论；2001年2月9日全国妇联向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建立阶段就业制度的社会反映及我们的建议”的调研报告；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贤才提出了“妇女回家”的倡议，又引起两会内外的强烈反响，多家媒体迅速作出反应。

这一轮讨论以“建立阶段就业制度”的提法在九届四次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消失，代之以“采取非全日制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提倡自主就业”而暂告结束。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妇女回家”、“阶段就业”曾经历过多次公开讨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讨论已不仅限于理论层面，而是上升到公共政策层面，进入政府决策的程序，关系妇女的命运和百姓的利益，使得这次讨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参与的广泛性

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表现了极高的关注热情，他们中既有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妇女工作者，也有职业女性、下岗女工、全职太太、学校女生，还有为数众多的男性。

2.参与的高层次

政策的研究者、制定者、决策者是本次讨论的主角。以下情况在历次讨论中都是不多见的：国家计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全国妇联就“建立阶段性就业制度”问题进行高层对话；全国妇联将“社会反映和建议”直送中央和国家高层领导；妇女话题作为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热点在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以往妇女议题只在一定范围内被提及，这次许多其他界别的代表、委员都积极地参与讨论。

3.女性群体的性别敏感和女界的联合

在讨论中，很多女性抛开个人的生存境遇，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审视这一政策建议的缺失。特别是一些成功女性，也开始使用“我们”的话语，对性别问题渐有所悟。四川大学11名女生的联名抗议信，政协女委员的联名提案，全国妇联领导公开发表意见都使我们看到了女界的联合和力量。

4.以研究促进对决策的参与

对“阶段就业”政策建议的性别影响分析，是妇女研究参与讨论、力图影响决策的重点。针对“妇女回家、阶段就业”的观点，全国妇联的研究机构以扎实的研究积累，向决策部门和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提供了“建议报告”，以及“我国法律和国际社会关于妇女就业及其社会保障的规定”、“欧美妇女多种形式就业和生育社会保障”、“日本妇女的M型就业状况、问题与对策”等多篇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为女性群体科学、有效地参与国家决策起到了促进和支持作用。

二 讨论的关键是在就业压力下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政策

“劳动力供大于求”是我国目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制定就业政策所面对的基本国情，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中心；是只要效率还是效率兼顾公平；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还是坚持经济与社会和谐、可持续的发展？发展理念的不同，导致了政策内涵的巨大差异。因此，讨论首先是在政策理念层面上展开的。主要是：

1.政策不应有性别指向和不平等的性别影响

参与“阶段就业”政策建议方案设计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官员认为，阶段就业不是针对某一性别的就业形式，男女都适用；他们预测，实行阶段就业的主要是三种人：生育期妇女、继续学习者、因家庭需要退出工作岗位的人员。但也承认，阶段性就业实际上就是妇女的阶段性就业。^[1]一些妇女研究专家指出，“阶段就业”与“妇女回家”等话题联系起来，其本身就具有某种含义。“阶段就业”制度一旦推行，首当其冲和数量最大的是妇女。王贤才委员在政协会议上建议已婚妇女回家，反映出“十五计划纲要”草案提出的“建立阶段性就业制度”在一些人的理解中就是“妇女回家”或者是“城市妇女阶段性就业”。^[2]全国妇联在“关于对‘建立阶段就业制度’的社会反映和我们的建议”报告中指出，一项初衷没有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实际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