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州这个移民城市里，活跃着大批来自湖南不同地区的经营者，他们来兰州的时间长短不一，经营项目各异，他们来兰州有一个共同的驱动力：脱贫，尽管贫穷的根源不一样。女性来兰州的方式也不一样：有夫妻同来，有通过婚姻而来，有随亲朋而来的。湖南重山迭岭，滩河峻激，顽石赭土，地质刚坚，故湖南历史上就注重经世致用，求实尚践。从而铸就了杨度称之为“艰苦奋斗，生生不息”的湖南精神。改革开放给人多地少、劳艰酬薄的湖南人带来了历史机遇，他们纷纷离乡背井开拓财源，而第一批开拓者的的确确是身在农村、没有任何“铁饭碗”保障的农民。本研究以来自农村的女经营者为研究视点，这是因为：农村女性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经商的女性和务农的女性在生活方式、自主意识、服从天命与否等方面可能有所不同。未婚女性在家庭中，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父母的保护和情感上的疼爱，而已婚女性更容易提供性别研究的信息。因此本研究的对象限定在来自湖南农村的已婚女性群体。通过深度访谈法和个案研究法，表达这个特殊群体的声音。研究的样本在经过层层筛选之后，确定为6名，其中男性1名。出于保密原则，人名和地名均作了相应的技术处理。

一 男性的叙说

阿强是本研究中唯一的男性，他身上浓缩了兰州淘金者的全部历史，同时也折射了女性的命运。

我来兰州时一贫如洗，是个地地道道的穷光蛋。我和媳妇是从湖南逃难出来的，为的是计划生育。我们生了3个女孩，1个送给了别人，大的放在家里，带了1个出来，媳妇正怀着一个。来的时候真苦，媳妇怀孕不能出来帮忙，只能呆在家里。我们住的是最便宜的房子，吃的是最差的饭菜，天气跟我们那儿又不一样，但没有退路了。我就到外面转，找事做。我发现兰州没有卖纽扣的，想批发纽扣，但没有钱。找别人凑了一些钱，批发了一些纽扣摆地摊，一粒一粒地卖，怎么也卖不动。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问一个妇女愿不愿意帮我做点事，把5粒纽扣钉在1张小纸板上，每板1毛钱，她同意了。钉好的纽扣每板卖5毛钱，除去本钱和工钱，每板能赚两毛钱。装订好的纽扣方便了顾客，从起初每天卖几板到后来每天卖几百板，我手头就活络了。一段时间下来，通过卖纽扣，我就积攒了几千块钱，在别人也卖纽扣时，我就转行了。那时累得不行，但有一个希望，以为媳妇怀的是儿子，但生下来仍是一个女孩。我一气之下，让媳妇结扎了，决定领着3个女孩好好过日子。因为要忙着挣钱，生儿子的愿望就抛掉了。我媳妇也苦，她既要忙家务、带孩子，还要帮我做生意。她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没有她，我不会有今天。来到兰州后，一转眼七、八年过去了，钱也赚够了。我也快奔40岁了，可一到40岁，生儿子的欲望又强烈了，我现在什么也不缺，就缺一个儿子，这成了我的心病。我家兄弟都在农村苦熬着，他们有儿子，虽然我钱多，他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就因为我没有儿子，当年逃出来是因为穷，是因为想要一个儿子，现在我有这个能力了，我一定要生个儿子。媳妇结扎了，本可以像别人那样再找一个，但媳妇跟我吃了很多苦，不忍心，人要讲良心。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让她回去做接通手术。她已走了，过几天，我也要回去一趟打通关系。有了儿子，我这一生就完美了，什么也不缺了。

男嗣情结深深地困扰着中年阿强，成了阿强力克经济壁垒后又一个高悬着的热切追求。事隔一个月，电话中他说：“过程已完成，只待结果了。”接通手术的成功和关系网的联通使阿强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能力：钱，这东西真好！阿强媳妇只是叙述中的一个隐形角色，如同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偶尔出现的配角。

二 女性叙说

1.来兰州的缘由

文秀（35岁，小学文化）：我是1983年来兰州的。婚前我和自己家的亲戚已在兰州呆了一段时间，我丈夫家特别差，幼年父母早亡，3个兄弟都是各管各，婚后他也来兰州了，我们就自己单独做生意。

杉芳（31岁，初中文化）：我是1990年来兰州的。那时我已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小的是男孩。实在没钱了，无法生活了，哪里有钱？一分钱都没有。那一阵子，乱哄哄的，管得也不严，我与一个水泥厂签了一个合同，到一家钢球厂取货送给它，赚了一笔钱。就拿这笔钱来兰州了。是夫妻带着孩子一起来的。

水清（29岁，初中文化）：我是1991年来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