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选拔女干部是指党和国家有关部门有意识地选拔和培养一定比例的女性进入决策岗位，担当领导职务，对国家和地方的党政公务、社会事务进行决策和管理。培养选拔女干部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在任命机制内运作。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事制度逐渐引进了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或竞选制，以及上下结合的聘任制，而且，这些机制在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被进一步推广，但总的来说，自上而下的任命制仍发挥着主导作用，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仍作为主要的干部制度。所以，探讨人事制度中占主导位置的委任制中有关女干部的政策十分必要，因为它是现行政治体制下妇女进入决策领域和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

回顾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套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为基础，以推动妇女进入各层决策领域为主旨，侧重妇女素质提高和自身发展的培养选拔女干部的政策体系。

在国家一级，培养选拔女干部的措施和目标已纳入党、政、人大的政策和法规中。如党的十五大报告和十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1997）重申：“党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第六章第三十三条）^[1]《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1999）规定：“注意吸收优秀青年、妇女入党。”（第七章第三十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95）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第一章第六条）^[3]《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1995）等法规和政策也进一步阐明了培养选拔女干部的难点，制定了对策和工作目标。

在有关部门，特别是党政人事部门，出台了培养选拔女干部的专门政策和工作目标。如：1990～1998年，中组部和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四次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会议，制定了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的目标和规划。主要的文件和法规有：《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工作的意见》（1998），《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座谈会纪要》（1990），^[4]《全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座谈会纪要》（1995），《1998～200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1998）和《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2000）。

在地方一级，摸索出了一些特殊的倾斜政策和措施，如：“开小灶”、“吃偏饭”、“定比例”、“优先原则”、“交流选配”、“先进后出”。又叫“加板凳”、“压担子”、“留正职”^[5]等等。

在培养选拔女干部的相关政策中，既有具有社会性别敏感并能有效地促进妇女参政的政策，也存在着一些性别盲视的政策，下面从选拔、提职、任职、培训、轮岗、考评、退休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1.选拔政策

如表1所列，许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对女干部实行了倾斜政策。经验表明，在以任用制为主导的人事制度下，自上而下地采取针对妇女的倾斜政策，能极大地保障女干部的比例，在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提高妇女参政的比例。

表1 选拔女干部的倾斜政策1128059

表1 选拔女干部的倾斜政策^[6]

这些向妇女倾斜的政策具有社会性别敏感，因为这些政策在制定时既考虑了一般的问题，又顾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男女不平等的现状下妇女参政面临的特殊问题（如进入决策岗位的比例低等）。与那种不考虑男女的社会性别差异的盲视政策相比，社会性别敏感政策特别是针对妇女群体的倾斜政策，无疑是一种进步。奈娜·卡比尔将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政策（gender-sensitive policies）定义为：考虑到由社会性别所产生的性别差异，和由此带来的男人和女人在参与发展中的不同利益，认识到男女的不平等，以及男女之间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需求和优先关心的问题。我国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倾斜政策，由于考虑到了参政方面的性别差异，因此，是社会性别敏感的政策。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它的局限。它把焦点只对准妇女，没有充分考虑影响妇女参与的外在因素，如男性对培养选拔女干部的保守态度、社会及大众传媒对妇女的负面态度等等。男女人际交往方式的差异也削弱了女干部在基层的影响力，如许多女干部不饮酒、抽烟，很难打入以男性领导为主的政治圈子。因此，这些倾斜政策在具体实施中往往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