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背景与问题

本项研究的缘起，是因为笔者对一个崛起中的女性新群体——乡村管理者的关注。之所以关注她们，是因为她们对公共事务参与度最高、对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对立挑战最有力，她们是农村女性中的佼佼者，也是农村社会变迁的获益者。通过对她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变迁如何影响着女性的公共参与。

本文使用的资料，是笔者1995年到2001年间在江苏农村所做的个案中挑选出来的50例，其中36位妇女干部，14位女厂长、女经理、女老板和“老板娘”。出于便利性原则，这些访谈对象的选择都是“偶遇式”的，但首先要求她们都曾为“草根”——或本人出生在农村，或曾长期下放农村。其次，她们都是从底层做起升到管理者这个阶梯的，最长的在进乡镇企业之前已种了11年地。她们中的一部分人现在仍然扎根在农村，做着她们的“村官”、女厂长、女老板；而另一部分人则已经成为国家正式干部，最高已官至“处级”。但对后者，本文也仅分析她们从“草根”成长为乡村管理者这一阶段。

要了解认识这种草根性成长的意义，我们必须把个人的经历放到农村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加以观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正发生着一场巨变：农村非农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到90年代初，全国4.5亿农村劳动力中已经有1亿多从种植业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有两个变化对农村女性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大量女性农民成为农村的“工薪者”；第二，出现并形成一个女性管理者群体，如女干部、女企业家、女老板和“老板娘”。前者使更多农村女性获得独立的职业身份；后者，则提高了农村女性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

乡镇女性干部直接参与乡村社区的管理工作，特别是担任村支部书记、村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的女性，对乡村社区的公共事务具有决策权。女企业家和女老板无疑对企业具有经营决策权。比较特殊的是那些被称为“老板娘”的女性，她们多辅助丈夫管理企业，且多被安置在关键部门，比如财会、人事、销售、质量检验。但她们同时也对企业的决策有间接的影响作用，比如投资、借贷、安排新雇员以及经营方向的转变，多是“夫妻商量着办”——因为中国乡镇工业带有的家族性和草根性（在这里我们把“草根性”作为科层化程度低的代名词），使得女性有更多“分享性管理权”。还有一类规模较小、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的“老板娘”，她们的管理工作大多与家务劳动混合在一起进行，比如管理生产兼管雇工生活。

女企业家、女老板和“老板娘”虽然主要从事经济管理，但由于乡镇企业普遍存在的乡土性，因而对社区发展负有较大的义务，如参与社区的公益事业（接受我访谈的14位女企业家、女老板、“老板娘”，均有过捐钱修路、资助办学、助养孤儿的行动）。随着她们经济地位的提高，她们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影响和发言权也大为增长，并多在社区担任一定的荣誉职位（如乡镇“人大代表”、妇女委员、工会女工委员以及各种“优秀女企业家”、“女能人”等头衔）。

二 草根“破土”：农村妇女通向管理者之路

目前中国农村妇女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还是很低的，除了4年一度的选举村民委员，多数时间是“无声地存在”。相比男性，女性进入公共管理的机会稀少得多。与一般管理者相比，经营决策层的性别差异尤甚。在笔者曾调查的江南3村中，虽然管理者的男女两性之比是2.4∶1，但到企业主管这一层，差别就扩大到16∶1。34个主管中，女性仅2人。^[1]女性之为管理人员，大都只是车间主任、质量检验和保管等一般性管理人员，而不是经营决策者——越是在金字塔的上部，女性比例越低，说明女性通向权力之门远比男性狭窄。但是不能不看到这种机缘和路径在今天又是客观存在的，毕竟已经有了一小部分妇女进入了管理层。

被访农村妇女在叙述时，习惯把脱离了种地和做工命运的称为“出了头”的女人。“出头”之不易，犹如草根顶破重重覆盖在她们之上的土层。下面将从个案入手，分析那些曾为“草根”的农村女性是怎样“顶破”土层进入管理层的。

1.路径分析

（1）传统路径：做积极分子

农村的基层干部，在改革开放之前多为历次政治运动中“脱颖而出”的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我所做的36位女干部也不例外。其中成长于80年代以前的有21人，因积极参加各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