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与背景

虽然我国性暴力的实际状况难以估计，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不报案、不立案、不起诉等途径，逃脱人们视野的性暴力案件数量可观。河南濮阳市妇联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从该市公、检、法机关所提供的情况来看，从公安部门立案——破案，到检察机关提请逮捕——批准逮捕——起诉，到法院最终认定强奸罪的只占38%。而事实上，很多受害妇女根本就没有去公安机关报案，即使受害者报案，被公安机关以证据不足而不予立案的也占了相当比例。尽管目前这方面尚没有数字统计，但从信访情况来看，这种现象比较普遍。^[1]仅1997年移送北京某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的29件强奸案件中，事前经某些基层组织的有关人员出面“私了”过的就有6件，占受理强奸案件总数的1/5。^[2]甚至有公安机关出面主持私了的。强奸案的低报案率和低定罪率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美国暴力犯罪中，强奸是增加最快的一种犯罪。30年来美国强奸定罪的比例都没有改变，一直维持在大约11%的水平，^[3]美国强奸案的报告率约为10%。据估计，台湾的强奸案有32%不报案。^[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构成强奸妇女罪。强奸历来是刑法严厉打击的对象。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罪行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作为常识，我们了解社会对强奸的观念以及强暴控诉给受害人可能带来的伤害，性暴力案件的特殊背景在于法律和习俗分别提供了相对立的资本。本文希望通过对一个性暴力个案过程的分析，来认识案件进行中双方当事人的策略及其可利用的资本，特别是法律与习俗在其中的作用。这种认识从性暴力出发，但不止于性暴力，而是以此为入口，探讨妇女在法律与习俗间的处境和妇女权利保护的困境。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受到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启发，将案件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一方面寻找其中的资本权力分配，另一方面在时间序列中，寻找权力关系的再生产机制。这个场域的时间边界和空间边界都不是具体确定的，但又真实存在。在案件的进行中，双方当事人努力利用各种资本，争夺有利于自己的结局。在这个场域中，争夺的资本最主要来自于法律，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更有强制力量，直接决定了案件的结果。而性暴力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除了法律之外，民间的习俗力量巨大。这相互矛盾的性质构成了性暴力案件最重要的背景。本文将分析法律与习俗作为不同的资本，对于施暴方、受害人分别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又被怎样利用，对于他们各自的行动有什么样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考察法律与习俗的关系及其对妇女权利法律保障的意义。

本文的访谈资料全部来自于女性受害人，希望从女性受害人的角度，了解她们对此事的看法与策略。对于一个案件来说，一方当事人的论述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考证事实之“真相”，也不是作为另一个法庭来裁判当事人的行为。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妇女感到自己难以获得法律的保护，从女性受害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是什么，她是怎样应对、怎样表述这个过程的，在她的表述中，事件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意义。

二 双方当事人的策略

本文的访谈资料来源于重庆的一对母女，少女阿静（17岁，重庆某校学生，班长，预备党员）长期被男青年H骚扰，已经两次被劫持、拘禁，并被强奸（据当地妇联介绍应该还是轮奸）和刺伤。案件刚发生的时候，派出所、学校都给予她支持；但随着检察院作出了不起诉决定，学校、派出所都不再过问骚扰的继续。结果是阿静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

（一）私人化案件

H努力使案件成为他和阿静之间的私人事务。他的策略是，一方面是通过建构恋爱关系，利用恋人的身份获得性权力；另一方面破坏阿静的名誉，使人们对阿静的品行产生怀疑。上述两种方法相互促进，共同促成了强奸事件逃脱法律的制裁。这个过程是H交替利用法律与习俗两种资本，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1.恋爱关系的建构

社会生活与法律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法庭赖以判定案件的依据必须来源于生活。第二次劫持后，H在法庭上声称与阿静有恋爱关系。当恋爱的版本被接受，那么4天的劫持就成了一对恋爱中的男女自愿跑出去玩，而且在恋爱的前提下，性行为获得了某种合法性，强奸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