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首先要立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开发的现实历史背景，观察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趋势，从而揭示土地流转发生的空间。本文试图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探讨女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女性在土地流转中基本权益的保障（或缺失），以及土地流转之后女性所面临的新困境。

一 农业“内卷化”与农业生产的女性化

“内卷化”是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在考察分析爪哇水稻农业生产时提出的一个名词。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者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1]黄宗智在分析建国前华北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时，也曾论述了华北农村经济的“内卷化”问题。在人口压力过大、土地相对稀缺的华北农村，由于剩余劳动力无法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迫于生存的压力，农民不得不将过剩的劳动力也投入到稀缺的土地上，从而导致劳动力边际报酬不断递减。^[2]

黄宗智所分析的单位面积土地上劳动力边际报酬不断递减的现象只是狭义的农业“内卷化”。在他看来，这种“内卷化”在建国后的集体化生产中得到了改善。虽然人口压力对于相对稀缺的土地仍然是存在的，且有加剧的趋势，农村人口从建国时的4.8亿增加到1970年的6.8亿，农村劳力因为政策的原因也被更加固化在农村。但集体通过将过剩的劳动力在农闲时组织起来兴建农村水利工程。挖沟、建渠、筑坝这一集体组织化过程，一方面为农村提供了良好的公共物品；另一方面又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的实际问题，消除了狭义“农业内卷化”的存在基础。

在集体化消除了狭义“农业内卷化”问题时，新的“内卷化”现象又开始出现（即广义的“农业内卷化”）——社会占有农民成果的增长速度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农村陷入发展缓慢或相对停滞的状态之中。这种广义上的“内卷化”主要表现在：农业税收的增长速度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农民负担的增长速度高于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扩大趋势；农业出现持续增产不增收的现象等。^[3]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推广实施，使得个体农户同集体的从属和依附关系断裂。这不仅没能使农户摆脱广义上的“内卷化”危机，而且由于分散化的农户无法再次组织起来利用农闲时间来兴建农村的公共物品，使得农业在狭义上的“内卷”现象消失后又再次出现（到1981年，中国农村人口已经达到了近8亿）。同时由于资金、技术的短缺，农民风险意识的淡薄，加之城市劳动力市场尚未发育，使得农业劳动力很难获得替代性的职业，而只能将过剩的劳动力投在仅有少量的土地上，继续演绎着农业的“内卷化”。

农业“内卷化”以及土地的稀缺（相对人口而言）催生了“倒逼机制”^[4]——逼迫农民到土地之外寻求出路——的形成，进而推动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男性能够转移到农业以外产业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农业生产的必要劳动力得到保障，即女性能够承担全部或者绝大部分的农村生产活动。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以家庭为单位的前集体化时代，农村经济仍然存在着以年龄和性别为划分习惯的劳动分工模式。这种模式因阶层、地区以及户的结构差异而不同。集体化适应了这些模式，并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这种差异。国家通过话语的表达（宣传），将妇女吸引到公共的农业劳动当中，并对她们的工作分配做出了决定。这样，妇女作为农业劳动力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当集体化解体，农业生产经营再次恢复到以户为单位时，妇女已经成为与男性同等重要的农业劳动力。

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出寻求替代性的就业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随着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地位和能力的提高，加之农药、化肥的广泛应用以及拖拉机等机械化的推广运用，妇女已经完全有能力独自胜任家庭的农业生产（虽然劳动的强度极大）。这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男性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可能。事实上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男性确实是作为剩余劳动力先于女性流出农业生产而转移到非农产业中的。199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跨省迁移者的性别比为139，省内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