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解放是妇女自身的事业，要靠自身奋斗。妇女作为运动的主体，自身状况是争取解放不可缺少的主体条件。妇女解放又是全社会的事情，不能只是妇女孤军奋战，必须依靠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形成良好的客观社会环境，这是妇女解放不可缺少的客观社会条件。在诸多客观社会条件中，此处着重探讨党的领导、政府支持同妇女解放的关系，妇联和国家的关系。

有人认为，中国妇女运动缺少内在动力，是靠外力推动的，中国妇女解放缺乏女性自觉意识，是社会主义的恩赐；说“1949年以来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这个过程缺乏妇女的普遍觉悟和自主努力”；认为中国没有妇女运动，只有妇女工作，是“国家在塑造妇女”，并认为“把妇女与国家问题混为一谈，恐怕会是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障碍”。有人在研究我国妇女组织时，也提出妇联究竟是“为政府抑或为妇女”的质疑，认为，“妇联并非非政府组织”，“沦为政府推行中央政策的工具”。这就需要正确认识党的领导、政府支持同妇女解放的关系，以及妇联与国家（政府）的关系。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也不可能论及的，要求我们作出理论说明。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前者讲的是内容，后者讲的是组织形式。

笔者认为，建立党的领导、政府支持同妇女解放的正确关系，实质上是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问题。要把中国妇女解放置于社会变革、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立足于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充分尊重中国妇女走过的道路。从历史发展看，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决定了妇女解放只能在生产力不发达、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起步，只能在政治革命进程中实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妇女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根据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和妇女的特殊需要，做出提高妇女地位、推动妇女解放的种种努力，从而使中国妇女同被压迫人民一起，获得了历史性的解放；建国以来，妇女运动也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围绕着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的。这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基本特色。我国妇联从成立时起，在推进妇女运动的过程中，一贯坚持和服从党的领导，十分重视建立同党和政府的良好关系，一方面使妇女运动服从、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任务，并找到同妇女利益的结合点，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制定政策、法律、法令和决策活动，使之体现妇女的利益，强化解决妇女问题的政府行为和法律行为，从而提高妇女运动的整体水平。50年来，中国妇女广泛进入社会各个领域，平等的法律地位已经确立，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与夫权社会相比，已是天壤之别。这些成就无不依赖于党和国家政权的有力支持。这些成就足以说明，中国妇女选择的解放之路是正确的。历史没有为社会发展提供统一的道路，也不会为妇女运动提供统一的模式。如果说西方妇女运动是在妇女主体意识觉醒的条件下开始的，那么，中国妇女为什么不可以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增强主体意识呢？

还要看到，对中国妇女主体意识觉醒程度的估计，不能套用西方的标准和女权运动的模式。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首先是强烈的自主意识；也表现为对自身解放的认识和觉醒，以及对自身解放的要求。有了主体意识，才能发挥主体作用，激发内在潜力，发挥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它是女性对自身价值认可和追求的理性起点。由于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制度背景和资产阶级对妇女解放的态度，使得妇女必须组织起来才能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妇女主体意识觉醒首先表现在政治反抗意识上。但是，在那里，认识到要争取女性权利并参加到斗争中来的究竟只是少数，不可能产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女性群体意识觉醒和参与程度不可能太高。在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最初表现是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和人格的独立，而当中国女性开始意识到这点并起来反抗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国家遭到“瓜分豆剖”的情况唤起了妇女的爱国热情，产生了与男子共担救国责任的意识，也就是政治参与意识。这时，她们的自我解放意识和民族解放意识便自然融为一体，而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性别矛盾也自然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妇女运动接受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