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意识就是对自己和政治世界的关系受到生理性别形塑的认识。正如阶级与种族意识，性别意识也可能认知到此群体在社会政治上的弱势处境。性别意识支持对性别角色和政治角色关联的认知，认为性别议题，如教育、健康、空间、社会福利，是绝对具有正当性的政治问题。

政治意识的形成始于认识到自己属于团体的一员，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过去几个世纪，大多数男人和女人并没有把女人视为一个集体。女人主要的认同在于家庭、族群或宗教，而不是建立在性别的基础上，女人必须认识到正因为她们是女人所以要面对特定的问题之后，妇女运动才可能出现。

心理的群体认同可以导致政治行动，但是它必须伴随拒绝传统对于此团体在社会中的定义，并寻求新的定义。只要女人坚信她们只属于家庭，她们就不会质疑在商业、艺术和政府领域中的缺席。只有当她们扬弃传统的群体角色，才有可能获得基于性别平等的新认同，并且寻求政治上的改变。

人们经常相信个人问题可以借助个人的努力来改善。只有当个人的无法生存被视为是社会不公平而不是个人失败的结果时，个人问题才会导致政治行动。发现托儿设施的缺乏、性暴力的发生无法经由个人来解决时，她们才会意识到社会是歧视女性的，接着就会企图寻求政治的解决措施。当女人认为由于性别歧视使她们无法获得相同的发展机会，并且坚信她们应该获得公平的待遇时，她们就有了性别意识。

至于男性是否有可能发展男性意识？当男性的存在受到威胁或是在一个男性受到歧视的社会里，男性意识或许可能。有些男性开始怀疑男性只是作为（经济）养家者（breadwinner），进而接受作为照顾者（caretaker）的角色，就像1970年初期流行的胸章上所写“我不是一个追求成功的物体”（I am not success object）一样，反映了类似女性主义者的挑战性别角色的意识。不过整体来说，男性作为男性，比较不可能发展出蕴涵男性共同命运的男性意识（Rinehart，1992）。

克里斯丁（Christian，1994）研究“反性别歧视”的男人（anti-sexist men）时，认为没有性别歧视（non-sexist）只是一个理想而不可能存在的事实。他的研究对象包括积极参与反性别歧视运动，以及只是企图在个人层次和身边的女人保有非性别歧视关系的男人。通过质性深入访谈，他描述了30位反性别歧视的男性的生命历史。这些受访者虽然是社会中的少数，但是他们所开辟的道路值得更多的男性加入。

除了反性别歧视的男人之外，社会上还有新男人（new men）和野男人（wild men）两种公共论述。新男人是在1980年代由大众媒体和广告所提倡的。基本上，新男人是一个自恋的粗犷男人，只是有一颗柔软的心。他们主动参与育儿工作，至少在镜头面前会；但他们通常不会和女性主义者结盟。野男人的概念则受到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赖（Robert Bly，1991）的影响。鼓励男人集体到野地露营以释放其情感，学习部落男人成长仪式并从中寻回失落的男性气质。布赖虽然认为他对女性主义者没有敌意，但是他并不关心女性所受到的压迫。所以这种男性的内在解放，也许对有些男性有帮助，却也可能成为对女性主义的反挫。正如克里斯丁（1994）的受访者所言：他将性别政治转向到个人的头脑中，甚至责怪女人使得男人不够男性化。“反性别歧视的男人”不可和“新男人”和“野男人”混为一谈。他们只是社会中的少数分子，他们不只认真地思考有关男性的性别问题，也希望和女性保有非压迫的关系，并且和参与反女性压迫的抗争女人结盟。

在一个性别歧视的社会中，为什么有人会逃脱社会的惯性思考，认为男女性的角色不是“本然如此”，而是有其社会文化的成因？本研究就是企图透过对于关心性别议题的男性的深入访谈，去探求男性性别意识形成的背景以及接触并持续参与性别论述的原因与动力。至于女性主义给男性的观念与日常生活带来何种冲突则将在另文讨论。

本研究共访问12名男性，其中有5位是大学生（工学院3名、医学院1名、文学院1名）、4位研究生（分别就读文、理、工、社会学科）、1位工程师（约25岁）、1位大学教授（40余岁）、1位商人（约50岁）。其中学生部分的受访者是在有关性别的课堂、演讲或活动中寻找。这个的样本当然有很大的偏差，所有受访者的学历都是大学以上，年纪则集中在20～30岁之间，因此只能算是一个初探性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