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女孩们哪里去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和东亚一些有儒家文化传统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中出现了出生性别比显著升高的现象。这一升高现象具有持续性。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还不曾存在过。^[1]此外，即使生活在无明显性别偏好国家中的华裔也表现出明显的重男轻女的倾向。^[2]

在我国人口总体的出生性别比呈现失调的同时，一些经济社会发展处于相对落后水平的少数民族地区，如贵州、新疆、西藏、云南、青海、宁夏等省和自治区的出生性别比却是正常的。^[3]这与大多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水平还比较高有关。^[4]但同时，在这些地区，儒家文化传统不占统治地位。这些现象提示我们：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儒家文化传统对出生性别比有更大的影响。

有必要说明一下，拙文将讨论的儒家文化，不是近来地缘政治论者和文化经济论者们所指的那种在近30年来给东亚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儒家文化。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在东亚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中，传统的儒家文化都已经过很大程度的、多种方式的、有意识的“批判改造”和无意识的文化融合。而影响出生性别比的儒家文化是“原教旨主义的”那一种，即其终极目的是为在农业社会中规范和稳定社会分层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体系。

根据李树茁对三普和四普的有关资料进行的比较分析，男婴死亡率从1981年的36.07‰下降到了1989年的32.19‰；而女婴死亡率却从1981年的34.19‰上升到1989年的36.36‰。^[5]这可能与一些女婴得不到良好照顾，因病得不到及时治疗有关。大量女婴和女孩在统计上的消失——尽管其中很大一部分不是真的消失，^[6]反映出我国许多地区存在广泛的对女孩的歧视这一事实。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这种歧视会影响到出生率和死亡率；在道德意义上，其存在是对所有人的严肃质问。它指出，在我们社会中一部分女孩的生存和生活质量受到了影响。所以，研究世界最大人口的生育行为异常的原因，尽快控制不健康趋势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 父权主义制度结构与性别偏好

1.定义及其他

性别偏好（gender preference）：是家庭里长辈对子女的性别偏好。笔者以为，性别偏好应分成个人喜好和家庭制度决定的偏好两种。本文认为，目前存在于我国汉族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极端的儿子偏好，不属于个人选择，而是一种家庭制度决定的群体心理固结（fixation），它体现了妇女的低下地位，是性别歧视的体现，是落后的社会现象。

父权（patriarchal）：一方面“决定于家庭中妇女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程度”；^[7]另一方面，在我国除了大城市以外的许多地区，仍然受传统伦理规范的影响，表现为宗法制度规定的夫妻间的无条件支配和服从关系。

父居（patrilocal）：即一种按“父系血族关系在一起居住”的方式，即“婚后住在婆家”。^[8]在我国，父居意味着女儿婚后脱离与娘家的亲属关系，从此在夫家的亲属网络上占据了一个持续终身的位置，应根据夫家关系的远近亲疏来规范交往行为，与自己的血缘和亲情无关。那么，在原则上女儿不能为父母提供经济资助和生活照顾。父母接受女儿的照顾可被认为是对亲家利益的冒犯。这就必然使有强烈养儿防老需要的农民偏好儿子。

父系（patrilineal）：指从父系确定血统、家系、家产和家长继承权。^[9]正是这种继承制度，通过否定妇女的财产继承权利而使她们屈于从属的地位。^[10]另外，我国的父系还有与经济理性无关的意识形态层次的含义，即祖先崇拜和传宗接代。人们为了这类似宗教般的信仰，很多情况下可以不惜经济利益的巨大牺牲。^[11]女孩因为不具备这方面的价值而受到排斥。

威廉姆森通过对世界生育率调查资料的研究发现，性别偏好普遍存在于许多社会。性别偏好的性质（nature）、重要性（magnitude）以及发展方向（direction）决定于这些社会中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在不同社会中差异甚远。^[12]阿诺德通过研究人口与健康调查的结果发现，在父权、父系和父居的社会中，比如南亚、北非和近东的一些国家，儿子偏好强烈。^[13]1996年，笔者在作硕士论文时，在不知道阿诺德的结论的情况下，通过对我国宁夏、广东和浙江农村地区性别调查资料的研究分析，也发现我国传统习俗父权、父系、父居与儿子偏好间的因果关系。^[14]在此，笔者谨简要介绍据以上发现和思考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