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到一些关于修改《婚姻法》的意见。例如，认为离婚的理由过于简单，仅仅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是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要求进一步完善法律，使之更便于操作。除此之外，还有意见希望通过这次修改《婚姻法》，加大“离婚难度”以及“惩办第三者”。后者有些令人不安。我认为，修改《婚姻法》时，要警惕倒退，防止损害中国公民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争得的离婚自由权利。

目前的有关法律把离婚分为两类，一类是双方自愿离婚，另一类是一方要求离婚。两者处理起来很不一样。双方自愿离婚的条件是：夫妻有离婚的合意；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这种离婚形式最符合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的原则。实际上决定权完全在当事人双方手中：是他们选择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一切由他们双方的意志来决定。

不知道主张“加大离婚难度”的人们是否想加大双方自愿离婚的难度（也许不包括这一类离婚，只指一方要求离婚的一类）？如果他们确实希望加大双方自愿离婚的难度，大约有以下几种动机：

第一，担心有的夫妻并没有真正考虑成熟，批准离婚后会后悔。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有些离婚决定也许不是在双方都很理智的情况下做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给他们硬性规定一段时间，请他们冷静地考虑，应当说不是太过分的要求。国外的离婚法规中有类似规定。但这段考虑时间不必太长，3～6个月即可。因为在过了这么长时间后，双方的离婚决定仍无改变，再长就没有什么意义，而纯属折磨人了。

第二，从微观角度出发，认为离婚对于当事人双方是纯粹的坏事，不离婚是纯粹的好事，所以要增加坏事发生的难度。这一判断的前提是错误的。对于当事人来说，离婚不是纯粹的坏事，不离也不是纯粹的好事。有些婚姻关系已经死亡，或者成为对双方的折磨，在这种情况下，离婚就不是坏事，甚至可以是一件好事，对当事人是一种解脱。我们不应当增加当事人摆脱困境的难度。

第三，从宏观角度出发，认为离婚对于社会是纯粹的坏事，不离婚是纯粹的好事，所以要增加坏事发生的难度。为什么离婚对于社会一定是坏事，不是好事？社会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组成部分。实证调查表明，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一些父母关系很坏的家庭环境还不如离婚后的环境，于是，从孩子的利益来看，离婚对于社会就不一定是坏事。

从离婚当事人为社会服务的好坏来分析，离婚也不一定是坏事。用那些处于夫妻关系恶劣的婚姻中的个人同离婚的个人相比，后者对社会服务的效率不会更坏，也许还会强于前者。因为离婚者会有孤独感，而恶劣的婚姻关系却常常令当事人感到备受折磨，痛苦难耐。此外，前者有了建立和谐幸福的新关系的机会，后者却没有。两者谁会为社会工作得更好？

有人以为，离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我想，这一判断有一个前提：婚姻关系本身是社会稳定的因素，对它的破坏就是对社会稳定秩序的破坏。持这种观点的人无形中就认为，已婚者与未婚者相比是社会稳定的因素。他们有配偶子女的牵制，有责任在身，比较不容易去做冒险的事。但是一个人的婚姻状态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直接和明显的。已婚者也会犯罪，也会参与导致社会动荡的事情。未婚者也不一定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相比之下，就业状况、教育程度等对于社会稳定是更重要、更直接的因素：无业者和教育水平低的人在犯罪中更具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进一步说，已死亡的婚姻关系的解体也许不仅不是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而且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因素，是降低人际关系冲突紧张程度的一项措施——把关系十分紧张的两个人拘禁在旧有的关系中，会使紧张加剧；而如果解除这两人的关系，倒可能消解紧张程度，也就降低了发生危险冲突的可能性（有统计资料表明，很大比例的谋杀罪、伤害罪都发生在有亲属关系或情感关系的人们之间，而不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此外，离婚后的双方还有可能建立新的和谐的婚姻关系，从这个角度就应当认为，离婚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了。

如果主张加大离婚难度是指加大一方要求离婚这类案件的难度，则更令人费解。目前的有关法规已经为离婚设置了相当的难度，例如关于一方不同意时两方分居时间的规定；关于第一次离婚起诉被判决不准离婚后，半年之内不准重提离婚起诉的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