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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学研究 特点及社会效用

    作者:金一虹 出版时间:2005年08月
    摘要:中国的妇女学孕育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至今从零星分散幼稚的前学科阶段到初具学科轮廓与规模、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成长期。回顾走过的道路,总结其间的经验,特别是从社会效用角度进行分析,是有必要的。

    中国的妇女学孕育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至今从零星分散幼稚的前学科阶段到初具学科轮廓与规模、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成长期。回顾走过的道路,总结其间的经验,特别是从社会效用角度进行分析,是有必要的。

    一 二十年回顾

    (一)前学科阶段——从家庭到社会

    一般新兴学科大都需由一个“母体”孕育,妇女学孕育于婚姻家庭研究。借助婚姻家庭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热势,蕴含于其中的妇女问题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自1978年走向改革开放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家庭领域首先引起的是对两性关系的重新审视与反思,对传统文化中性别结构及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逐渐拓展到社会所持的女性观的时候就已超出家庭的意义与范围。更重要的是,改革引发的种种“妇女问题”强有力地促使女性成为研究对象,性别利益的分化使女性研究者的女性意识逐渐鲜明,女性研究具备了从母体分离的主客观条件,女性研究就走出了前学科阶段,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有了远比家庭更为广阔的视野。据笔者对1985~1994年间妇女研究选题分布的不完全统计分析(以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组织与活动》的目录、索引为准),从数量上说,婚姻家庭类选题在1985~1988年之内共85篇,仅低于妇女史与国外妇女介绍。从1988年始,数量急剧下降,如1989~1991年3年间不过9篇,而且从内容上说,不是在婚姻家庭研究中包含妇女指标,而是把婚姻家庭研究包容进妇女研究之中,用女性视角剖析家庭的性别结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妇女参政、就业、改革与妇女发展、妇女解放的基本理论研究数量急剧增多,可以说,妇女研究亦经历了一个“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过程,预示了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女性研究必不可免地与社会变革的主题联系在一起。

    (二)学科建设:双重主线

    妇女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进入了学科建设期。1986年的第二次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上尚有人对妇女学是否有独立存在的可能和必要提出疑问,但实际的建构活动已热火朝天地进行开来。伴随着各地民间妇女研究组织的纷纷成立的是学科的不断分化与综合。已有的老分支学科如妇女史继续保持发展势头,新的分支学科如女性人口、女性人才学、女性心理、女性人类学、女性文化……诸科蜂起。与此同时,对在现代化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的呼声甚高,推动着妇女研究的基础理论建构,妇女学逐步走向学科化、系统化。这一时期出版业充满创建的热情,伴随大量翻译介绍国外妇女学理论,国内女性分科分层研究的专著、妇女丛书竞相推出,新的妇女刊物纷纷问世。

    20世纪90年代我们又迎来了第二次学科建设热。这一次学科间的交叉、开拓集中于以往一些被忽视的领域,如健康、人口、生殖、法律、迁徙、发展(尚有许多潜在的领域如环境),我们的视野为之洞开,女性通过性别文化的视角找到了通向社会通向世界的认知之路。在我们进入世界市场的同时我们亦融入世界妇女运动,中国的妇女研究开始与世界接轨。这一交接必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同文化间的冲撞,但也必然带来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研究视角的变化。另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使妇女研究在中国一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国内外众多机构与研究者或资助或直接加盟,为这支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不同的学科背景、多样的知识结构(如医学生物学、农业经济学、人口学)的加入,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使妇女学研究有日新月异之感。原有的老分支学科一是交叉引用,二也在不断引入最新研究方法,如妇女史研究借用人类学的方法和对口述史的运用。值得强调的一个变化是,在阶级、种族、时代的座标之外的性别指标的引入,使研究者从所谓的客观中立的分析观察转为以女性视角来透视现存的一切,并直接参与到自己要研究的某些过程中去(如一些研究小组既是扶贫小组又是对策研究组织,有的通过家政辅导研究女性文化),改变了以往封闭式研究的传统。

    在此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着两个主题——改革中的妇女位置的探索与对传统文化结构中的两性关系的反思;两种研究路线——社会学的与哲学文化学的。两条路线并非彼此封闭而是相互渗透交叉。比如妇女史的研究由“运动史”向社会生活史扩展,在学科“社会化”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