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妇女研究在中国兴起以来，经过男女两性学者的共同努力，其影响不断扩大，研究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近来有一种来自男性学者的说法，认为女性主义者的“调门越来越高，圈子却越来越小”。这实际涉及到对中国妇女研究的评价问题。为此，本刊编辑部邀请了部分在京的专家和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来会人员如下：

李楯：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研究员。笑称自己是作为“靶子”而来的，因为正是他在去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提出“调门高”与“圈子小”的问题。他是20世纪80年代最早介入妇女研究的男士之一，但遗憾的是他现在正有意地与中国的妇女研究“保持距离”，尽管“碍于情面”还不时出现在女性主义研究的会议上，并且说不准哪一天还会再回来解答自己在这个领域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李银河：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在会议上常常寡言少语，但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方面已有过许多的“第一次”，于润物细无声间已确立起自己在社会学界的地位。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所教授。上镜率很高的“媒介人物”，中央台颇得好评的“实话实说”就有他的足迹。常有宏论发表，但也常有3个小时的阔论却只留给听众半小时的情况。因为他的话总是很精彩，以致使编辑们往往要“留点心眼儿”。

冯媛：文文静静的《中国妇女报》记者。但听过她的话，看过她文章之后，常常会想，表象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少智慧与灵光？

邱仁宗：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谦称1982年才听说Feminism（女性主义），1994年才听说Gender Perspective（性别观点），但近年已成功的组织了多次高层次的女性主义研讨会，并且准备出一套《女性主义研究》丛书。

葛友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官员，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已经到了很前沿的领域。在看待每一个社会问题时，常常会熟练运用女性主义视角去剖析并加以解构。

潘锦棠：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妇女研究和女性主义的关注可谓痴心不改。他对性别分层理论情有独钟，1987年提出社会生理态势决定两性社会地位，近几年对性别歧视的判断标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性别正视、性别侵害等概念。相信有超性别的正义存在。

刘兵：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从事科学哲学史研究。属女性主义研究的后起之秀。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切入点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陶春芳、刘伯红、丁娟、陈方：可以说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骨干人群。

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即：您对“调门高”与“圈子小”的说法持有什么意见？怎样评价中国的妇女研究？妇女研究的趋势和走向怎样？现将对话的主要内容整理如下：

李楯：今天我是作为一个靶子来的。我接触妇女研究十几年，是从1987年开始的。写过一部书和几篇论文。我个人认为：妇女研究、女权主义（或叫做女性主义）与女权运动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专属概念，而且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的。工业革命造就了男性离家外出谋生养家，女性在家专事家务的性别分工模式，使欧美主流文化中的女性地位可感知地下降了。一些女性先是以同一主流文化中的平等观念为武器，通过斗争，去为自己争取权利，继而是提出社会性别概念，从性别视角去解构那个社会。在世界一体化的条件下，女权主义的影响拓展到了欧美主流文化之外的整个世界。

作为中国人，面对这些，应注意的是：一是这一切是发生在以个人本位的观念及与之相对应的结构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二是这一切发生的大背景是世界整体化和人类社会现代化。

在认识了这一切的前提后，我们再来看中国。中国作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有其特殊之处，这就是它于上个世纪中期被打开国门，开始自己的被现代化过程后，又中断了这一进程，在封闭和市场极度萎缩的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和规制以及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在中国曾经是开放的时候，存在过作为世界女权运动的组成部分的中国女权运动；在中国再次走向开放时，女权主义就可能再度在中国出现。问题是，女权主义及其妇女研究的产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有一个社会空间：要靠女性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的生成。目前，这种条件并不充分。

逐步走向开放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