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妇女研究的兴起，特别是’95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以及各种援助项目对妇女参与和妇女地位改善的强调，妇女/性别与发展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人士的关注。为了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妇女/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的实践经验，推动妇女/性别与发展的本土化，陕西省妇联、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在香港乐施会的赞助下，于2000年8月上旬在西安召开了“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这次会议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将关注点从理论移至实践层面，会议的参加者多是近些年发展第一线的活跃分子；二是自始至终采用参与式方法，会议除安排两个半天的大会发言之外，其他时间全部根据与会者的要求安排，包括小组讨论的题目、形式，分小组的方法，对会议的评估，评估的形式及内容等。来自云南、北京、陕西、贵州、四川、安徽、内蒙古等省市的80余人参加了会议。现将研讨会的要点综述如下：

一 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的实践

与会者充分肯定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和国际发展机构在农村扶贫与发展工作中对妇女的关注和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指出目前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和钟华认为，扶贫实际就是实现社会公平，包括阶级、民族、种族和性别的平等。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看目前农村的扶贫和发展项目，有三个问题应引起重视：一是需求评估中关注妇女、性别分析较弱，往往以社区需求代替或者掩盖了妇女需求。二是对妇女的参与有片面的理解。妇女的参与是指妇女以主体的身份参与项目的决策实施过程，但是在不少项目中，妇女仅仅作为劳动力和受惠者角色参加到具体的劳动中去。三是妇女中的弱势群体——特贫群体，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中的特贫人群，在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赵捷用国内国际发展实践中的事例说明，若对发展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促进妇女发展”就很容易使妇女成为某种挣钱的机器。在许多时候，“妇女发展”只是一种话语，通过主流社会在运作和控制，以其权力和利益来规范妇女发展的内容，而不是那些欠发达地区人群，如贫困妇女、下岗女工、被拐卖妇女等自己界定的。她们多数时候处在一种“要我发展”而不是“我要发展”的状态下，所以不同人在谈妇女发展、社会性别与发展时是有差异的。差异来自不同的观点、立场，并通过不同模式、政策路线和干预方法来体现，以达到不同的目标。在各种社会性别发展项目的目标后面，几乎都隐含着妇女的利益和主流群体利益的协调关系。

韩嘉玲则强调贫困地区妇女发展需要国家的干预。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发展方向，一条是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经济发展援助，另一条是侧重以社会弱势人群及妇女群体为对象的发展援助。改善贫困地区妇女发展首先是改善她们的人力资源，通过补助教育、卫生等改变医疗保健和营养状况，其次是投资公路、铁路、水电等基础设施，重新调整不利人群的资源配置以增强他们参与发展的潜能。而这些涉及公共事业的项目，必须依靠国家的投资政策。国家通过法令、政策、教育、舆论、经济利益导向来影响、动员、指导妇女的教育、劳动就业与健康。国家的行政干预是有效的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高小贤认为，中国的妇女学者关注妇女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并参与了各种干预方案的实践，使中国的妇女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即和现实妇女问题的紧密结合。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这些人都是学者，在做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代言人”的问题。

二 社会性别与发展的操作化问题

关注GAD（社会性别与发展）的操作化是这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国内近些年在这方面有影响的一些项目，如安徽霍山中荷扶贫项目、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内蒙古赤峰扶贫与妇女发展项目、贵州草海村寨发展项目、香港乐施会禄劝项目、四川中加妇女教育网络等，都在会上做了经验介绍。中国社科院“为打工妹提供社会支持和服务”项目、陕西丹凤妇女发展项目分别利用晚上时间举办了工作坊。会议还组织与会者赴丹凤项目点考察。

1.项目规划

规划是实现目标的过程和手段，林志斌认为，要首先使项目规划具备性别敏感性，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①有选择性地进行三个方面的培训：性别意识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