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6日，《中国日报》以《越来越多的妇女当选村委会主任》为标题介绍了陕西省合阳县在新一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选出了20名女村委会主任的事例。无独有偶，当天，陕西省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头版也以《合阳现象》为标题介绍了合阳县女村官的事迹。同样是这一天，陕西省8家政府单位与一家民间妇女组织联合举办的“女村官与新农村建设论坛”在西安隆重开幕，百名女村官走进陕西省政府大楼，与政府涉农部门的领导一起面对面讨论新农村建设，一时间成为诸多媒体的关注热点，成为继改革开放以来的“女专业户”、“女乡镇企业家”之后浮现在社会公众面前的又一个全新而耀眼的女性群体。

这里所说的“女村官”，是指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的妇女^[1]。与体制内女领导干部的产生不同，她们不是被上一级党委或政府任命的，而是通过参与激烈的换届选举竞选产生的。此外，她们也不是男性领导者身旁的“副手”，而是男性仍然占绝对多数的村委会、村党支部中的“一把手”——她们是中国最小的“官”，但却要为自己所在的、拥有数百甚至数千人口的村庄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卫生事务负起责任，是真正推动农村社区发展的领军人物。

这个群体的出现挑战和颠覆了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以及传统社会当中对农村妇女的刻板印象。陕西省是历史上13个朝代都城所在地，以男尊女卑、男外女内为特征的男权文化结构积淀深厚，妇女成为农村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掌门人”是超乎公众想象的。2003年的第五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陕西省只有184名女村委会主任当选，占全省村委会主任总数的0.6%，可谓凤毛麟角。这个数字在2006年举行的第六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后将近翻了一番；到2009年第七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后，全省的女村委主任人数更增加到544人，加上女党支部书记，全省共有女村官1193人，占到所有行政村“一把手”总数的4.5%。这群“一把手”在各地新农村建设中风风火火、热火朝天地推动农村社区发展的行动和事迹，拓展了社会性别劳动分工和社会性别空间，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她们所在的社区。

陕西省女村官的人数为什么在短短的5年时间内取得了这么大的增长呢？

这个群体人数的上升与以往不同，这不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结果，而主要是一场草根促进妇女参政运动的成果：这一行动背后的直接推动者是一个民间妇女组织——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以下简称陕西妇女研究会或研究会）。

陕西妇女研究会成立于1986年，是一批知识妇女面对改革开放后急剧增加的妇女问题而成立的一个社会团体。最初的定位以学术研究为主，兼作学术推广，后来受国际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转为行动研究，希望通过“研究—行动—研究—行动……”这样的螺旋式循环上升过程推动性别关系的改善与性别平等进程。研究会目前有会员一百三十余人，全职员工23人，还有一百多名长期稳定的志愿者。促进妇女参政的草根行动开始于2004年，是研究会在十余年农村妇女与社区发展行动研究基础上又一个新的行动研究议题和社会行动内容。

一 背景与方法

（一）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以联产承包为发端的经济改革启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使中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出现的农业女性化端倪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2]。农业的低收入使得农村妇女的地位双重边缘化。陕西地处发展相对缓慢的西部地区，其贫困状况早已成为农村妇女的代名词而备受发展界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际交流与援助项目而引入中国的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与发展等理论，以其鲜明的行动性和操作性让研究会中充满理想主义的学者着迷，开启了研究会向“行动研究”的转型和长达二十余年的农村社区发展项目行动。

研究会的社区发展项目点全部选择在贫困地区，坚持从社区群众的需求出发，项目内容涉及生计、健康、教育、基础建设、减灾防灾、社区组织等多个领域，参与性、赋权和社会性别敏感性是贯彻项目行动始终的基本原则。每个项目都以回应社区的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为切入点，在过程中强调妇女及穷人的参与和赋权，加入社会性别意识提升的能力建设内容，以逐渐回应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在2001年以前，研究会没有直接促进妇女参政的项目。当时的认识是，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