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摩西被认为是放松管制的第一个主张者。当他降生于西奈山之时即告知其子民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他已经把戒令减至10个以下，而坏消息则是通奸行为仍在禁忌之列……且至今依然。我将演讲建构于7个命题。

命题1：对电信业全面管制的传统理由大多已经陈旧

直至20世纪80年代，电信服务通常还是由公用企业提供，且大多处于垄断状态。当时电信业基本限于电话服务，电话网络为人们所认知的自然垄断属性使得管制具有了正当性。如若单个企业能比多数企业更有效率地提供产品，自然垄断的存在则合乎情理。而今的情形是：科技的发展使得整个电信部门的自然垄断已成为不可能之事，一个垄断的市场结构再也不合情理。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已然融合，电信这一经济关键部门显现出显著、动态且持续不断的革新潮流。有效率的结构由市场和竞争所组成。就管制而言，比繁冗的行政管理或垄断供应更为合理的方式是存在的。确保公共网络之间的互联互通能使得大多数法则、需求方规模经济效应（也称为网络正外部性）得以发挥作用，但这并不要求单一制式的网络。为了以合理资费将电信服务提供到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全国范围（普遍服务理念），对公共预算以外的网络予以补贴或者由所有电信服务提供者投资建立一个公共基金即可达成目的，但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因此，世界范围内的政府都退出了电信业并在电信市场中引入竞争。

命题2：有充分理由对占支配地位的在位企业进行持续的特别管制

竞争政策通常被限定于消除限制竞争行为：卡特尔禁止，支配地位滥用禁止，合并阻却，至于其他应受规制的企业行为则不得而知。它们的重要性是不一致的，然而在电信业中，竞争政策无疑应致力于为有效竞争创造条件。电话预选和号码可携带业务，以及我在前文中提及的公共网络的互联互通问题就是例证。此外，在电信业各次级市场中，在位企业大都作为支配性的服务提供商而存在，新进的竞争者通常得依赖在位企业的上游服务或设备，这使得在位企业阻止竞争者进入市场的优势滥用机会几乎毫无限制，而经验表明这些机会是通过果决甚至是肆无忌惮的方式而获取。事实证明，从数代人所践行的全面垄断机制向竞争体制的转换是一项异常复杂的任务，离开了特别的管制我们将很难对其进行把握。

命题3：特别管制的终极目标是废除特别管制

这要求竞争是有效的并具有自愈功能，如此以来一般竞争法将得以充分适用，在当下，这些条件何时能得以成就尚无法预期。消除特别管制同样依赖于未来科技的发展，而这也无人可以预知。譬如，目前在本地交换机和用户之间最后一英里的入网技术有四种：传统的铜线、用于电视传播的宽带电缆、电力线技术和蜂窝技术，后者在当前过于昂贵，电力线技术看上去又不太可靠，宽带电缆网络经常断线。这个例子表明目标的冲突出现在电信业的特别管制中：如若能强制现存企业与其竞争者共用铜质线路，那么竞争者投资发展自有新入网技术的积极性就会降低。设备竞争使得从特别管制向适用一般竞争法的过渡更加平稳。

命题4：管制机构不受政治影响的独立地位尤为重要

如果政治——更准确地是政府——影响管制机构的决策，那么管制的效率就会受到威胁。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影响会有利于在位企业。这有以下三个原因：

（1）在诸多方面，政治主体都倾向于与在位的国家企业发生联系。

（2）大企业往往被用来促进产业政策，而这不利于小竞争者并且会侵犯竞争理念，也会对外国企业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在国内企业海外扩张得到推动并且（或者）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受阻之时。

（3）只要国家对在位企业有着重大利益，那么就会有额外的财政补贴。这些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越稳固，国家获益就越多。

在WTO层面，在1996年的参考文件和1997年4月15日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四稿中，众多国家已经承诺建立独立的电信管制机构。

命题5：由特别管制机构还是一般竞争机构执行电信业管制，这并不重要

基于国家的传统，我们可以假设两类机构所起作用会一样好或者一样糟糕，但至少有以下原因支持我们让一般竞争机构来对电信市场服务提供者进行监管：

（1）后者通常有已经确立的独立地位，而电信监管机构首先需要树立的就是这样的声望。

（2）一般竞争机构是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