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中国宗教领域，总体上保持了和谐稳定；2011年的中国宗教学研究领域，学术成果丰硕并在宗教实证统计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2011年也是中国思想领域十分活跃的一年，有关宗教、宗教文化和宗教学的激烈争论，特别是“超越左右”的共识，标志着中国宗教学领域的学者正在步履蹒跚却又目标坚定地走向建构宗教学的“中国话语”之路。2012年度“宗教蓝皮书”在“各大宗教报告”和“地区报告”栏目下，详细报告了2011年中国各大宗教的最新情况，分析了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思潮、新问题和新挑战，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2011年的中国宗教研究领域亦十分活跃，呈现出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有关中国文化与宗教文化的争论，有关繁荣中国文化应当繁荣宗教文化的意见，^[1]有关回归传统文化与接受现代多元价值的争论，有关民间信仰的现代价值的争论，有关儒家、儒教、儒学以及儒教的地位的争论，有关基督宗教与公民社会建设的争论，^[2]有关对共产党员不应当信教的强调^[3]，等等，都在不断发酵。在一些不习惯学术讨论和不认可学术批判的人看来，有些学者的观点和意见已经超过了“学术”的范畴，不再属于“不同意见”，而应划归“不同政见”了。与此同时，“超越左右”和“拒绝左右”却似乎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宗教学术界知识精英的共识。虽然如此，另一个让宗教学者有些难堪的共识是，起步较晚的中国宗教学术界仍处于发育阶段，尚未在世界上成功地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话语”。为此，我们在“宗教蓝皮书”出版五周年之际，特别关注中国宗教学的话语建构问题。

一 “话语权”与建构“中国话语”

作为一种学科性的宗教学研究，是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在此之前，西方宗教学家已经进行了“定义”宗教和宗教学的学术努力，并基于对世界上不同宗教的“分类”，建构了“世界宗教框架”。这种学术定义、分类和归类导致了学者们从研究中国之始，就基本上没有将“中国宗教”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甚至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都是截然分开的（至少在已有的中国宗教学和社会学的传统中如此）。很显然，这是按照西方宗教价值观和学术传统来看待和对待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直接反映。历史学教授罗志田发现，“近代中国的一大变化，就是大量读书人接受了外来的思想方式，并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态势——分为析之的趋向渐成正统，而往昔重体会的取向，则被斥为‘笼统’。与此相应，学术也以分科为贵，是为科学”^[4]。随着学术分科日益走向精致，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也形成了专门性宗教研究机构，即号称“国家级”的世界宗教研究所。虽然“宗教学”至今仍属“二级学科”，但却长期焦虑着（但又无法确定）如何再往下细分，于是便将研究室分为“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等，即所谓“宗教思路”；在研究所内以历史研究见长的某些研究室，又将学者划分到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但没有近现代！），一人管一段，即所谓“分段思路”。这样做的好处是手上的活儿熟到接近工厂的生产线，大大提高了效率，但却冒着让“学者”退到“工人”的风险，一遇到现实问题或稍复杂的情况，就大大超出了“研究范围”，常常是一筹莫展。

近代以来，随着一个复杂的、将欧洲文化概念强行移植于东方文化的学术过程，（由于西方对于中国宗教的困惑）不仅导致了中国学者对于宗教定义的困惑，更导致了自“打倒孔家店”以来的对中国传统宗教的无情批判与彻底否定。在对宗教的认知层面上，代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的一些领军人物对宗教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因此，“中国无宗教”、“儒教非宗教”等见解^[5]，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教研究界的主要话语。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宗教现实问题的极度敏感，宗教学长期处于“险学”地位，大多数相关领域的学者从宗教历史、哲学、经典、版本的研究中寻找研究乐趣和学术职位晋升机会，对宗教现实问题则根本不予关注。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开放和转型，宗教在中国社会中重新出现了发展热潮，各种宗教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给宗教研究者带来了新挑战，要求宗教研究者必须“展示出观察宗教的新视域、分析宗教的新思路和研究宗教的新方法”^[6]。换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