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宗教的作用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性，并且日益成为跨地区和跨国界现象，被称为“全球宗教复兴”和“宗教的政治觉醒”，而全球化的趋势更放大了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各国政治的影响。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如巴以冲突、波黑内战、科索沃冲突、“9·11”事件、国际反恐、海湾战争、苏丹达尔富尔问题、“阿拉伯之春”以及当下的叙利亚危机等，均有或深或浅的宗教背景和动因。宗教不仅被认为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而且还成为国际舞台上各方争抢的资源。在一些国际关系问题学者看来，“宗教全球复兴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堪比冷战结束或全球化初现所引起的理论挑战”^[1]。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和全方位“走出去”战略进程的展开，如何适应中国国力的大幅提升，构筑与中国自身实力和利益诉求相匹配的对外战略与地缘战略，已成为当前国内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议题之一。然而，目前学界已有的讨论尽管涉及文化与文明因素，但仍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宗教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作用，而缺少道德高度以及宗教维度的对外战略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不可持续性。

近年来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大和学界自主意识的提高，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中国宗教因素在相关国际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性、提高中国在国际上对本国宗教政策和实践的阐述与论辩能力的必要性，以及把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从“天边”部分移至“身边”的可能性。在此思路的牵引下，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相继提出了“后传教时代的中外（美）宗教互动”、“地缘宗教”、“信仰中国”等概念、课题、叙事和分析框架，以期对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宗教因素做一些初步的讨论。

一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及地缘宗教

（一）宗教对现行国际关系的挑战

研究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学者斯科特·M.托马斯（Scott M. Thomas）曾对“全球宗教复兴”现象作了以下界定：“全球宗教复兴指宗教日益具有显要性和说服力，如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日见重要的宗教信念、实践和话语，宗教或与宗教有关的人物、非国家团体、政党、社区和组织在国内政治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这一复兴正以对国际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方式发生。”^[2]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的全球复兴正在从多方面改变全球宗教布局乃至国际关系的面貌，并且对现行国际关系结构以及人们关于宗教的传统观念形成挑战。

第一，宗教的全球复兴挑战了传统世俗化理论。长期以来，宗教被认为将随着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而衰退，然而实际情况却似乎与之相反，宗教在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冲击之下不降反升。大规模宗教复兴主要发生于基督宗教（尤其是五旬节派）、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各种民间宗教，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保守势力的持续增长和政治觉醒，则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宗教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两大现象。于是乎“世界的复魅”、“宗教跨国与国家式微”、“宗教民族主义对抗世俗国家”、“宗教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冲突的新冷战”等说法不胫而走，开始充斥于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和学术出版物中，各种“非世俗化”、“反世俗化”、“后世俗化”和“神圣化”理论纷纷出台，俨然成为各国学界宗教研究的流行范式。

第二，全球宗教复兴挑战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作为结束欧洲30年战争的产物，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及通过近两个世纪才确立之遗产（或威斯特伐利亚共识）以主权至上来取代神权至上，承认和确立了国家权威以取代跨国宗教权威，不再把宗教作为外交政策基础以及国际冲突的合法性来源。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制度的核心，就是通过建立一整套国际规章制度来确保国家主权准则，并且不承认挑战国家主权的跨国意识形态。然而宗教的全球复兴和“政治觉醒”，一方面挑战当前由西方世俗价值观主导的国际关系准则及规章制度；另一方面也挑战作为国际社会基本政治单位的世俗民族国家。在所谓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上，“新冷战”的锋芒更是主要指向非西方国家。21世纪初以来，西方所倡导的国际社会基于所谓人道主义原则，具有使主权国家平民免受大规模暴行的“保护责任论”开始流行，各种西方背景的宗教组织自然而然地成为此种“新国际规范”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

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