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常见的一个词汇。关于它的含义，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其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其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强调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其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强调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但究其实质而言，上述三种理解，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因为上述三种论述中，均涉及社会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换言之，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就中国的社会转型而言，本文所说的社会转型，主要是在社会形态变迁的意义上使用的。因为放在这样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更容易看清楚当代中国的价值观问题，看明白当代中国的宗教问题。

一 社会转型与宗教“活性”的激发

最近几年，学术界一般认为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催生了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实际上，中国的社会转型，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如徐滔、张之洞等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已经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这种“变局”意识，随着列强的入侵而被强化、被普及，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最终累积成强大的“变革”动力。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此后波澜壮阔的各种形态的中国社会革命，都是这种“变局”意识的直接反映。

为什么不得不变呢？因为不变不足以自立，不变不足以生存。自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历史已经发展到了工商业文明的时代，现代工商业已经取代传统小农业成为现代国家的经济命脉，自由迁徙与劳动交换已经使得个体身份彻底摆脱对有限土地的完全依附。劳动者谋生方式的彻底转变，使得传统的个体价值的实现方式被彻底颠覆。经过近200年的发展，欧洲各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在海外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变得异常强大。当大清朝从康乾盛世的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历史车轮的后面，远远不是西方强国的对手。生活用品的数量与质量、军事工业的技术与水平、社会管理的秩序与效率……似乎没有一样能够拿出来与西方抗衡。面对生存的压力，变革是必然的。

西方强大背后的精神动力究竟是什么？一批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时候，目标瞄向了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普遍感觉到，支撑、维持西方国家强大的直接动力，是渗透在社会中的科学主义精神与人文主义精神，而催生这种新的时代精神的源头则是14世纪兴起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作为对中世纪神学统治批判的重要成果之一，则是基督宗教的改革。由此产生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后来马克斯·韦伯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中国的富强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支柱？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不仅没有在甲午海战中挽救北洋水师的命运，也没有在戊戌变法中成功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甚至没有能够保住大清王朝的龙位。反思救国救民的艰难历程，当陈独秀喊出“科学”与“民主”两大口号的时候，立即引起了知识界的共鸣。但西方的模式并不能够直接照搬，中国的传统也不是一推就倒。如何理解西方现代化背后的精神实质，如何发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优秀成分，便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思考的重点。被称之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的杨文会，就认为中国的富强应该像西方列强那样重建自己的信仰系统，但与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不同，他认为佛教更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与此同时，现代新儒家、道教的新仙学、墨学的复兴，乃至西方各种宗教、思潮，大都跃跃欲试。看看当时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名单，就不难体会到那个时代思想界的活跃程度。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复杂多样。但是，宗教信仰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符号，在社会转型或社会变革时期，其活跃性无疑也会被大大激发。社会转型期会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的诉求，在原有信仰框架内一旦得不到合理的满足，得不到满意的解释，就会不断地寻求新的解释系统。这可能是社会转型期人们信仰转变、信仰对象异彩纷呈的重要原因。宗教信仰的“活性”被大大激发的重要标志，就是各种宗教信仰者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