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女性一直处于历史遮蔽之下，女性生命和情感一直处于囚禁和封闭状态。“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千百年来女性必须遵从的妇道。这种任由男性的好恶来决定女性的生存境况之命运，彻底剥夺了妇女主体意识，使女性拥有自己独立人格的生存合理性荡然无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进行了本土化，从法律和政策上解放女性，鼓励所有的女性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将女性的经济独立视为男女平等的重要内容，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利用党政权力强有力地推行男女平等意识，同时也借阶级斗争和建设国家，将男女平等思想形成制度，并在实践中进行贯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所有媒体都充满了中国实现妇女解放目标的主导话语，比如“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就这样，国家意识形态将女性个体从思想到外部表现都驯化为“男性”主体，弱化两性区别，将“女性”推向男性化发展模式，出现了两性“一性化”的发展倾向。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中出现“回归”女性的风潮，这并不完全是女性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觉醒，从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去“一性化”的厌恶和反抗。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男权意识复苏，为了抓住刚刚出现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在女作家中出现了身体写作风潮，试图唤醒广大女性的自我女性意识。事与愿违，事实上女性重新沦为男性“观看”的对象。进入新千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加速了全球传播的发展，催化了在全球性范围内得以走俏的媒介文化。媒介文化属大众文化范畴，大众文化崇尚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将男性与女性置入了“看”与“被看”的模式中，女性成为被男性“观看”的审美客体。因此，大众媒体在女性形象的构建中无情地将女性性化、物化和商品化，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弱化和扭曲。

本文将从过去60年中国媒体登载的女性图片的梳理中，探讨中国女性主体意识在漫长觉醒过程中的特点和问题，以及媒体的形象构建对女性主体意识形成的影响。

一 中国女性形象构建的特殊轨迹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人们习惯将这一阶段统称为“‘文化大革命’前17年”。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前，这17年中，媒体对中国女性形象的构建突出了时代特征，体现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1949年后，全国上下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社会价值、社会气象完全不同于“旧中国”。一是出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考虑，二是新中国的建设的确需要占中国总人口一半的女性这样一股不可估量的劳动大军。为了动员女性跨出家门，参加国家建设，全国从上到下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宣传“新女性”思想，传播“以劳动为美”的价值观。因此，在那个17年的前10年里，报刊、书籍里刻画出一个个鲜活的新女性形象，她们不仅从旧的婚姻制度里被解放出来，也走出了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这些新女性形象，展现出健康、朴实、自尊、自强、积极向上的风貌，以具有一定冲击力的视觉告诉全国女性，在新社会里，妇女是光荣的劳动者，是“能顶半边天”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是和男人一样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责任的主人翁。

为了更好地描绘新女性形象，1956年全国妇联在当年的“三八”妇女节联合有关团体和部门等13个单位，向全国各阶层妇女发出了开展“五好”的号召。新中国号召女性参加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参加工作，要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1]。为此，国家还培养出党和毛主席所需要的妇女精英形象，如城市女工代表郝建秀、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模范邢燕子。她们在视觉媒介中都被广泛宣传，既是真实人物又是视觉艺术形象，因此，她们是当时广大妇女心中的偶像和模仿的对象。人们用“崭新的人”、“党的好女儿”来称赞她们。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艺术界出现了“要以美人征服世界”的苗头，拍摄了一系列彩色电影，如《阿诗玛》《青春之歌》《舞台姐妹》《早春二月》，这些影片虽然都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坎坷命运和自我改造的主题，但却被戴上“革命不纯粹”的帽子。为了历史车轮不倒转，报刊中出现了不少批评声，认为人民的舞台不能被“才子佳人”占领。l96l年2月，毛泽东主席的一首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