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5年11月 |
“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全新的战略构想,对未来国内、国际经济的走向将发挥极大作用。在完成顶层设计,进入推进实施阶段后,地缘政治风险是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本报告首先分析了地缘政治风险的来源,在此基础上从不同角度提出政治风险防范建议:一是增强海外风险评估能力,完善国内风险评估体系;二是通过提升中国海外形象、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样板国和样板工程等途径来消除东道国的疑虑;三是加强法律保护和安全防御措施,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设立仲裁体系;四是发挥媒体的宣传和引导作用,配合政府层面的“外交先行”。综合运用以上措施,通过国家、企业、机构、媒体等不同层面主体的共同努力,尽最大可能避免“一带一路”实施进程中的地缘政治风险。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国内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实施的顶层设计完成,进入实施阶段。
一 地缘政治风险不容忽视
在推进“一带一路”实施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地缘政治风险。“一带一路”几乎经过了世界上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几个地区;而且沿线国家本身具有独特的政治、宗教、民族环境,甚至有一些国家对内处于政治动荡期,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一带一路”的政治风险不容忽视。
(一)地缘政治风险来源
政治风险是指因东道国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政局不稳定、政策法规发生变化等给投资企业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政治风险的内涵可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是东道国的政府因素与政治不稳定因素,包括政治革命、政权更迭、政党斗争、外交政治的变化、外国的颠覆或入侵、政府的制度质量与漏洞、腐败指数、社会利益冲突与怨恨情绪、地方政府质量、民族矛盾和民族主义冲突、宗教矛盾和宗教冲突、工人罢工、学生游行、恐怖主义动态等;第二类是东道国的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法律、税收、国有化、征用、东道国对外政策(包括限制政策如进出口配额及优惠政策如免税等)、金融制度、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第三类是东道国人民对投资国的印象指数,当地政府与国民对投资国和投资国民的认知与态度、对投资国市场和产品的认知与态度、对投资国的政策和对投资国与当地国关系的认知与态度等;第四类是东道国资源质量与资源风险,能源消耗情况、人力资源质量、投资所在地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基础是否达到所需水平、公共卫生与疾病控制、国民士气、社会风气、诚信程度、文化习俗、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地理与自然资源等。[1]
那么,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推进实施过程中,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正在或将会面临哪些政治风险,本文简单进行梳理。
首先,从区域政治层面来看,以中东地区为例,中东地区长期冲突不断,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组织威胁以及伊朗核问题等危机依然持续,部分邻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而这种区域政治不稳定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投资环境有可能急速“变脸”。其次,从沿线国家层面来看,很多国家面临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政治风险。比如,缅甸、泰国是民主转型的问题;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是地方势力强大,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盛行的问题;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特有接班人政权交接的问题。[2]这些风险最易引发动乱甚至战争,并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对于在当地投资的企业的破坏力不容小觑。再次,从大国关系层面来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国际经济格局,必然会挑战各大国利益,使之产生排斥心理。譬如,“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中亚长久被俄罗斯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而另一重点区域——东南亚则被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印度东扩战略辐射着;印度的大国战略使其不断对南亚邻国——阿富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加大援助和影响力。所以,“一带一路”不仅要面对每个东道国存在的政治风险,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影响。
(二)典型案例分析
近年来,“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频繁遭遇地缘政治风险。例如,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投资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建设,由斯里兰卡上届政府批准,但在2015年3月4日被新政府叫停,理由是该项目缺乏必要的法律文件,需要被重新评估。[3]这不仅是由斯里兰卡国内政治领导人更迭所致,也受到来自印度的外部压力的影响。类似的,中远集团投资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项目的第一期经营良好,而第二期项目作为希腊的上届右翼政府试图推动的私有化项目,正经受当地政权更迭带来的挑战:2015年1月,希腊大选中左翼党派联盟当选后表示,叫停包括中远港口项目在内的所有私有化项目。[4]又如,面对外部国际政治的博弈和内部民族矛盾的斗争,2011年9月,缅甸总统吴登盛宣布暂停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和缅甸政府共同投资的密松水电站项目,使中方损失惨重。[5]又如2011年利比亚武装冲突,中资企业损失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