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良好气氛仍在延续。传统音乐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新的动向。尤其是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崛起、文化创意产业的升温、礼乐文化的重建、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文化建设打开新局面，传统音乐亦以其充满生命力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 保护情况

（一）名录建设

2014年11月11日，国务院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新增传统音乐类项目共15项，约占新增项目总数（共153项）的十分之一；扩展名录中传统音乐类项目共19项，约占扩展项目总数（共153项）的八分之一。

截至2014年，国家级代表性项目名录已有四批，各批次传统音乐类项目数量变化如图1所示。

图1 四批国家级项目中新增传统音乐类数量变化

由图1可知，传统音乐类项目呈减少趋势。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名录建设工作，具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传统音乐乐种，大都被列入名录，沧海遗珠已然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国家层面在给“重申报，轻保护”的“申遗热”降温，将重心转移到已有项目的保护实践中来，这也是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蒙古族汗廷音乐和浏阳文庙祭孔音乐的入选，弥补了前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重民间音乐，轻宫廷礼乐”的不足：蒙古族汗廷音乐是蒙元时期在蒙古汗帐或宫殿中表演的专为可汗、尊臣等敬献的音乐；浏阳文庙祭孔音乐是我国祭孔礼仪中较为完整的古乐。2014年，礼乐重建呼声甚高，从名录建设中可见一斑。

2014年，安徽、北京、重庆、广西、四川等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了省级代表性项目，均有传统音乐类项目入选。此外，香港公布了首份非遗清单，包含八音器乐、科仪音乐、道家音乐、释家音乐、仪仗音乐、广东音乐、潮州音乐、福建南音、客家山客、哭丧歌、哭嫁歌、叹歌、咸水歌等传统音乐项目。

2014年，海南、湖北、黑龙江、湖南、江苏、内蒙古、青海、陕西、上海、新疆、云南、山东、广东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了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均有传统音乐类项目传承人列入。在新疆、青海、内蒙古、黑龙江等传承人名单中，均出现了“80后”的身影，其中黑龙江的武家鼓吹乐棚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武迪仅27岁，这说明年轻一代正在接班，传统音乐的传承呈现新气象。

（二）政府政策

非遗保护以政府为主导，各级政府充分发挥行政职能，制定政策、规划，引导保护事业的走势。

“三月三”是苗、瑶、壮等少数民族赶歌圩、搭歌棚、办歌会的“歌节”。2014年起，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首次将农历三月初三至初四，定为全区的法定节假日。这一举措，给群众提供了一个与当地传统音乐近距离接触的契机，将对壮、苗、瑶等民族音乐文化的推广、弘扬起到深远的促进作用。^[1]

2014年2月，贵州通过《多彩贵州·侗族大歌振兴计划》，将在2014～2018年间，贵州省财政每年投入约1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侗族大歌保护、传承工作；到2018年，力争侗族聚居村寨基本实现村村有歌队，85%以上村民能唱10首以上传统民歌和新编民歌。这一强有力的振兴计划，有望从根本上改变侗族大歌的传承困境。计划注重行政资源的整合，贵州省文化厅、省民宗委、省住建厅、省扶贫办等多个单位参与。^[2]

除了扶持传统音乐的专项政策之外，对国家文化卓有影响的重大规划，也对传统音乐保护起到积极效果。如2013年发布的《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实施方案》，就在2014年得到深入贯彻执行。陕西省在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培养计划中，镇巴县文工团得到了西安音乐学院的系统培训指导，从而更好地保护了镇巴民歌。^[3]

（三）抢救保存

濒危传统音乐项目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运用录音、录像及文字记录等方式，将表演过程记录下来，建立翔实的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做好资料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同时，抢救性征集珍贵实物和资料。此类举措，对濒危传统音乐的保存至关重要。2014年，传统音乐的抢救保存，更注重国际交流，更为专业和体系化。

5月，太原锣鼓抢救性影视资料录制。太原市500余名新老锣鼓人参与，3架摄像机，15名摄影人员，详尽拍摄记录了从古代社家鼓到传承创新的《龙城鼓韵》等7套代表性曲牌。^[4]抢救性拍摄，是生动的活态记录，成为抢救性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