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传统舞蹈的保护呈现出新的格局和重点。文化部再次调整和重新认定部分国家级传统舞蹈保护单位，动态管理成为“新常态”；城镇化进程中的传统舞蹈保护问题备受关注，引发各方积极探讨；名录评审更加严格规范，保护策略更具针对性；教育与传承力度加大，部分项目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持续努力后，保护成效逐渐显现。与此同时，保护工作也涌现出了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认识，加强理论与实践探索，不断总结与反思，切实推进传统舞蹈发展。

保护情况

（一）各级各类非遗名录公布情况

2014年末，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经过申报、评选、公示等程序后公布，上榜的传统舞蹈有20项，扩展名录中传统舞蹈有16项。此次新入选的项目全部来自于以往的省级名录，遍及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扩展名录的评选则显现出对于非遗“独特性”和“地方性”的珍视。至此，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的传统舞蹈已有147项，其中朝鲜族的农乐舞于2009年入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一项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传统舞蹈项目。

2014年我国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了新批次的省级名录，重庆市14项，广西11项，北京市2项，安徽和四川各1项传统舞蹈入选新省级名录。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公布了行政区级的非遗清单，与内地有所不同的是，香港的非遗清单只设5大类，传统舞蹈隶属于表演艺术，入选的项目包括龙舞、狮舞、貔貅舞、麒麟舞、英歌5项，麒麟舞又细分为本地、客家、海陆丰3种。

传承人名录方面，新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增补与评选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由于时间跨度的问题未能在年内公布。青海、陕西、上海、河南、江苏、湖北、湖南、云南、海南、福建、内蒙古、新疆、山东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了新批次的省级传承人名录，共计1671人，其中传统舞蹈传承人147人，占总人数的8.8%。

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实际上是一种权利与责任、荣誉与义务落到实处的具体行动。各地传统舞蹈在数量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传承人队伍的多寡。上海市、福建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一批代表性传承人中传统舞蹈类人数偏少，比例小；青海、陕西、河南、江苏、湖北、湖南各省新入选的传承人数量基本保持在十分之一的正常比率；云南省独占鳌头，传统舞蹈传承人多达45人，在250人新入选传承人名单中，传统舞蹈人数占近五分之一。毫无疑问，这与云南海量的传统舞蹈资源直接相关；此外，云南歌舞文化产业的兴起、对于传承人培养的重视也是重要的因素。虽然歌舞产业对于非遗“本真性”“整体性”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但从此次传承人的名单来看，“云南模式”对于“人”的保护值得肯定。

此次新入选的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较以往有所改善。虽然仍有古稀老人（湖南洞口“棕包脑”传承人丰保连1921出生），60～80岁老年者依然是主要的年龄群体，但40～60岁年龄阶段者已有了较大幅度上升，传承人队伍的年龄结构正逐渐趋向合理化。由于传统舞蹈的承载空间大多为男性主导的祭祀、民俗等文化，代表性传承人的男女比例差异比较大，147位传统舞蹈的代表性传承人中女性不足30人。

（二）保护工作

现阶段传统舞蹈的保护离不开政府的主导。2014年，政府通过财政支持与制定新政策为传统舞蹈保驾护航，具体工作重点有调整保护单位、建设文化生态、保护代表性传承人等。

1.财政支持与政策保障

2014年伊始，文化部就率先启动了2014年国家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申报工作，^[1]传统舞蹈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成了直接受益的对象。此后，各省相继对非遗保护资金作出了规划，部分省还对传统舞蹈设立了专项资金支持。如河南省文化厅2014年度非遗保护资金中对莲花灯舞、弓子锣舞进行单独立项，^[2]使传承活动得到了必要的资金保障。

在政策方面，《安徽省非遗条例》获得了通过，结合此前蚌埠、淮南等地颁布的《花鼓灯保护与发展条例》《花鼓灯原生态保护村管理办法》《花鼓灯传承人认定办法》《花鼓灯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花鼓灯传承与保护形成了强实制度体系。^[3]

2.保护单位的调整与重新认定

2014年3月文化部下发了《文化部办公厅关于调整和重新认定部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通知》，^[4]对花钹大鼓、小红门地秧歌、高山族拉手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