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妇女地位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出现在政治场域之中，女性政治人物的增加不仅彰显着中国政府在促进妇女权益方面的巨大努力，也使得这些走向政治前台的女性成为了媒体聚光灯下的明星，她们一方面是政治生活的参与者，另一方面则是被媒体再现、被社会评论的焦点。2012年3月，随着新一届全国“两会”的召开，女代表和女委员们^[1]再次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无论是“浙江团女代表旗袍事件”，还是“吉林团刘春梅引吭高歌”都赚足了媒体和公众的眼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代表们成为了“两会”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中的亮丽风景。事实上，尽管“两会”中女代表的比例还远未达到联合国妇女署和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所提倡和建议的30%，但女性政治参与者数量的连年增长已是事实，中国政府也不断利用制度化的手段鼓励女性参政议政。从长远来看，女性参政有着非常积极的社会作用：体现政治进步、传播性别平等观以及克服对女性的刻板成见等。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女性的政治形象经常遭到媒体的歪曲和误读，她们要么被贴上“男性化”的标签，要么成为父权社会中被观赏的“花瓶”，许多女性政治参与者强调，她们受到了与男性政治家完全不同的对待，“感觉妇女当选是受到了特别照顾或者为了某种需要”。

二 女性、政治与媒体再现

女性的形象再现议题，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一个政治议题。^[2]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大众传媒长期存在着性别歧视，女性于媒体中所呈现的形象多为社会大众对她们的刻板印象，这种印象的反复传达会不断巩固着父权制的优势地位。大众媒体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迎合了父权文化的欲望，这种女性形象与角色以其复杂和隐蔽的方式维护着父权文化和父权观念。^[3]如今，即便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媒体行业，但大众媒体还是在持续不断地扭曲女性形象，比如将妇女边缘化、社会性别关系刻板印象化、社会性别阶层化、社会性别歧视普遍化等。^[4]有学者在对《中国妇女》杂志封面女性人物变迁的分析中发现，中国女性形象逐渐从“生产偶像”向“消费偶像”转变，即从社会主义建设者形象转变为消费主义者形象，^[5]这种变化直接地反映出不同时期政党意识形态与父权制是如何影响女性媒体再现的。

一直以来，女性政治家形象在媒体再现的过程中，被有意或无意异化、边缘化。大众媒体对女性政治参与者的形象建构倾向于复制传统父权体制，重现着父权支配及宰制女性的社会结构：在传统价值体系中，男性与女性有着完全不同的特质，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男性化特质往往被赋予积极的涵义，而女性化特质则相反。在此类社会当中，流行的新闻价值观将女性认定为不具有新闻价值，同时将她们主要当作新闻中男性的妻子、母亲或女儿来报道，女性通常只有作为时尚或娱乐人物才能受到媒体的重视。^[6]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媒体对女性政治参与者的广泛关注本是一种积极的现象，这一方面可以增加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则可以鼓励更多的女性参与政治生活。然而，父权文化影响下的大众媒体很容易带有偏见地去再现女性政治形象，有学者专门分析了中国影视剧的女性领导角色，发现女性要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有两条途径：一是按男性审美标准塑造自己，做符合男性审美标准的女性；二是要比男性更顽强更努力，付出更多，使自己“男性化”。^[7]在西方社会，很多女性政治家特意展现自己温柔、富有同情心的女性特质以获取更多选民的支持。^[8]另有学者根据媒体中呈现的女性领导形象，将她们分为“贤内助”型、男性化的“女强人”和“妖魔化”的女性，以此展现女领导媒体形象的偏差。^[9]亨德森认为，媒体经常从穿着和外貌的角度报道女性政治家，且不断强调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妇女/母亲角色；^[10]5#同时，媒体和公众希望女性政治参与者比她们的男性同事更加处事得体，如果她们达不到这种期望的话，就会被无情地批评甚至遭到蔑视。^[11]总的来看，当代女性政治精英在媒体的再现上承受着双重“他者化”的压力，一方面是在政治领域中，女性长期处在被排斥的边缘状态；另一方面女性形象经常被刻板印象化和曲解。^[12]

女性政治形象宣传的偏差，会潜在地影响女性参政的自我认知，并导致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