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女博士”、刻板印象及媒体呈现

“女博士”已经成为日常话语中的一个特殊的专有名词。这一概念从提出到大众对这一群体形成刻板印象，是媒体长期报道所建构的结果。被“标签化”的女博士群体进入社会信息系统并在信息互动中得到强化。“一个人获得一定社会声望的过程，往往是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体，人们掌握了他或她的部分信息，这些信息经过人的记忆系统的认知整合进而形成了某种社会印象，并且这种社会印象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牢固性、延续性，即在性质和时间上都不容易发生改变。”^[1]

有关大众媒体对女博士形象塑造的分析，前人做了大量积累，并大多数以量化分析为主。女博士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被关注并异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李璐瑶，2011），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对女博士调侃和讽刺更是变本加厉。多篇有关女博士形象呈现的实证研究文章表明，大众媒介对女博士“刻板印象”的话题集中在婚姻、就业、相貌、性格、自杀等几方面。

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话题局限、议程设置偏颇，进行以偏概全的报道（李璐瑶，2011）。角度上，存在抹杀个体与群体之间差异，可以进行污名化与贴标签倾向，同样的题材如果发生在女博士身上会进一步放大和夸张（李枚，2006）。对于刻板印象形成的原因，则分别从女博士群体自身新闻价值和被消费价值、群体本身无话语权、媒体商业化诉求以及“小报化”倾向等分析。当然，也有文章指出，尽管近年来媒体有关女博士“刻板形象”的塑造逐渐还原女博士的真实生活，尽量纠正人们对女博士的刻板印象，并试图构建正面形象，但报道仍然只关注女博士的优秀品质和能力，而对于择偶、婚恋、自杀与犯罪（性格）的报道仍是负面倾向（杨英，2010）。

二 《非诚勿扰》节目中的女博士

（一）《非诚勿扰》与女博士形象研究

《非诚勿扰》的成功不仅带来收视上的奇迹，更引来了学界对节目的多元分析，而节目同样为“女博士”形象研究带来了很好的案例。

首先，从节目自身形态分析，真人秀相亲节目在一定程度上生动地呈现出人物的形象。人物出场VCR展示、个人话语陈述是作为形象的本体通过自身话语阐述最希望向外界表达的自身诉求体现，可以说节目中所有女博士的发言都是自主地、积极地塑造着自身形象。

其次，从节目形式设置上，将5号嘉宾席位留给女博士，这样就在观众的意识里进一步强化了女博士这一群体。

《非诚勿扰》作为一周两期的系列节目，已经连续播出300余期。据统计，累计邀请34名女博士。这些女博士一方面像其他女嘉宾一样拥有个人特质，另一方面因为其本身高学历的特征而不同于其他女嘉宾。“高学历”的特质就像无形的灯光，各种话题和价值观聚焦在这类显得不同的群体，并一度掀起了热议。此外，节目中还将非博士女嘉宾以及博士女嘉宾黄菡作为对照，为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样本。

再次，从节目话题来看，从以往有关媒介对女博士形象“刻板印象”的分析发现，对于女博士形象“刻板化”、“标签化”主要存在于女博士的婚恋情况、生活状态等领域，而《非诚勿扰》作为一档真人秀相亲节目，主要关注的话题正是男女之间的婚恋价值观。通过分析节目中女博士在话语阐述中所表现出的婚恋观，可以分析出女博士是如何对社会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标签化进行反抗和再建构的。

最后，作为一档电视节目，尽管会因为考虑现场效果和节目收视等因素而在节目最终呈现时，有意对节目素材进行选择，难免有“操作化”之嫌，但是节目采取的规则是女嘉宾会连续多期留在台上，并有固定位置，直到“牵手成功”才会退场，因此通过类似“连续剧”方式呈现，可以最大化地还原人物本身的形象。

（二）《非诚勿扰》中女博士对“刻板印象”协商式反抗策略

无论是通过抽取女博士个体的话语片段进行话语分析，还是从宏观上大众媒介对女博士形象的塑造来看，对女博士群体“刻板印象”的确存在，其本质是男权社会长期形成的女性依附男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控制需要，而“女博士”因为高学历的光环，显然挑战了传统的“女人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因此媒体对这一新兴群体的关注就倾向于放大这种“异化”特质，而这种刻意为之的操作进一步吸引了大众的眼球，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力和关注度，也顺应着众多媒体的商业化诉求。因此这就不难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