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自2010年出版总量接近4000部之后，作为文学创作中的名副其实的“龙头老大”，地位更为稳固，其影响也更加巨大。据从有关出版登记与统计部门了解，2011年长篇小说年产量在4300部以上。这样的一个总量构成中的新增部分，主要在于类型化的网络小说转化为纸质作品的力度增大，这使得长篇小说领域里，事实上出现了两类写作的明显分野，一类是偏于严肃文学的传统型写作，一类是偏于通俗文学的类型化写作，两种写作各有不同的取向，也各有自己的受众。

与类型化长篇小说相比，以专业和半专业作家为主的传统型写作，因为追求内容含量与艺术成色，更为文坛内外所看重，人们也由此来观察年度长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与达到的高度。就这一部分创作的情形来看，2011年仍然是令人惊喜的。这不仅在于许多重量级和实力派作家都把主要精力投注于长篇小说创作，使得长篇小说领域名家联袂、力作荟萃，还在于他们的写作，或总有进取，或每有突破，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长篇小说艺术的不断刷新。

就2011年的传统型长篇小说来看，各种题材纷至沓来，各种写法不一而足，称得上前所少有的丰繁与多样，但当你去梳理总的阅读印象时，一个彼此呼应的主旋律就会渐渐地凸现出来，那就是围绕着人性与个性的探赜，集中于人生与人际的索隐。由此也可以说，2011年的长篇小说，几乎就是“人学”主题的艺术演绎与文学合唱。

一 历史与个人

人作为“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生活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并要置身于一定的历史氛围。这就使人的命运与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密切相连。因此，人的命运的顺遂与坎坷，往往是观察一定的社会与时代的风向标。

我们的作家们正是本着这样的一个理念，去看取人，去描写人，在他们的笔下，人作为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个性与共性的融合，既不孤单，也不孤立，这使他们的理想总与现实相缠绕，他们的命运总与时运相纠结，从而使个人的浮沉与歌哭，充满了无常与无奈，也因此具有了各各不同的符号性意味。

方方的《武昌城》，以1926年北伐战争武昌战役为中心事件，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境与战斗场景。但这部作品最让人为之揪心的，却是马维甫这个守城的北军军官的种种无奈：他看清了攻守双方的输赢趋势，也特别同情夹在其中的无辜百姓，但服从命令的军人天职使他决意顽固坚守，然而城内百姓的不断死伤，尤其是表妹的身亡，让他终于动摇，可是他打开城门让北伐军进城后，又觉得自己背叛了上司的信任，革命军也因而看不起他，他忍受不了内心的纠结，终于跳城身亡。这是个失败者的故事，然而这失败，却又身不由己，几近宿命。一切都在于历史的苍黄翻覆使得他当初的选择既无出路，又无退路。

贾平凹的《古炉》，写的是他所擅长的乡土题材，但与他此前作品明显不同的是，作品在以点代面地表现中国基层社会和乡土政治的本相时，运用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视点，那就是在政治上、人格上都十分低下和卑微的小人物——狗尿苔，这个被地主婆捡来的孩子，身体本有残疾，又命定了要打入另册，在古炉村几乎被所有的人看不起，他的价值似乎就是拿上一条火绳，给抽烟的人点点火，间或被人们戏弄。这个小人物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但却连缀起了古炉村的四行八作，由细微处看人际，由低视角看人性，于是，在看来既不对称的关系，也不正常的视角里，却格外真实地揭示出了乡村政治与乡村人性的异常风景。

严歌苓的长篇新作《陆犯焉识》，把镜头对准了一个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知识分子陆焉识，以他的跌宕起伏的坎坷命运，来透视一个知识分子与环绕着他的社会境况的紧张关系。只懂学问，不谙世事的陆焉识，正直又正派，自尊又自傲，这种十足的书生意气使他在频仍的政治运动中难逃打击，辄遭厄运，因之大半生都在以“反革命犯”的身份接受劳改。当他终被释放，获得自由之后，却怎么也找不到曾经的家和曾经的爱人，仍然颇显多余和倍感怅惘。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故事，更是一个知识分子被彻底放逐的故事，如果说这是一曲悲歌的话，那么，它所悲哀的，不只是陆焉识个人的乖蹇命运，显然还有陆焉识所属身的那段社会与那一时代。

肖克凡的《生铁开花》由“十七年时期”写起，重点抒写了“文革”时期的工厂生态与工人命运，并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