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述年度的中短篇小说时，评述者往往会从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和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入手去进行归纳，这既是最省事的方式，同时也说明了中短篇小说创作主流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是与现实社会直接相关的。《北京文学》的副主编师力斌概括得非常准确，他说：“将这些作品连缀起来，就是一部栩栩如生的中国转型的历史记录。人事、房事、车事、股事，一应俱全；新事物、新现象、新经验、新人物，异彩纷呈；比调查报告细腻，比电视剧深刻。”^[1]但小说作家的现实精神有时候并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常常会有人写文章指责当下的小说脱离现实。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以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人把小说当成了新闻来对待，以为小说的现实性就要像新闻报道那样及时、犀利；或者他们是把小说作家当成了公共知识分子来对待，以为小说就应该是直接针对社会问题的公开表态和发言。其实小说应该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对现实发言，作家不是简单地告诉人们现实中发生了什么，而是要把现实转换成文学的图景，让它具有更深远的精神力量。另外，小说又是通过具有娱乐性的故事来传递精神力量的。因此在我看来，如果仅仅从思想和内容的角度对中短篇小说进行评价，是简单粗暴的，是难以接近小说的真谛的。好的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必须具有浓郁的文学意蕴，它表现出作家是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来处理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

一 面对重大历史事件

2011年是两个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整年，一个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与此相关的献礼文艺作品出了不少。中篇小说写作并不存在献礼一说，但作家们因此而有了更多机会对历史进行深入的了解，一些作家也愿意以小说写作的方式去面对历史，去叩问历史。在中篇小说中，方方的《民的1911》（《上海文学》第7期）和海飞的《往事纷至沓来》（《十月》第3期）是值得一提的。这两位作家都是有备而来的，他们在这一年都各自出版了一部与此历史主题相关的长篇小说，方方的是《武昌城》，海飞的是《向延安》。他们为各自的长篇小说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也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中篇小说也许只是他们写长篇时的额外收获。但正因为有长篇做基础，这两个中篇小说就显得格外的结实。

方方的《民的1911》可以说是这类写作中的佳构。方方所生活的城市武汉，是一座见证辛亥革命历史的重要城市，她因此也就对辛亥革命有了一种特别的兴趣，她曾经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决定要为这段历史写一部长篇小说。她的长篇小说《武昌城》也就在2011年这一年发表了。方方的《武昌城》是写1926年北伐战争中的武昌战役的，她在书后还附有一份“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武昌战役部分阵亡者名单”，这份名单有十几页之多，每一页都密密排列着阵亡者的姓名，方方说她决意要写这部小说跟她见到了这份名单有关。或许方方意识到，每一个名字曾经就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他们曾经在战场上冲锋厮杀，他们的生命在战火中如同花朵一样灿烂地开放，但也在一瞬间消逝。他们中的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但他们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今天，当我们再一次说起武昌战役，说起北伐战争，甚至说起中国革命近百年来风起云涌的历史时，还有谁会想到，这一切的后面湮没了多少人的故事。于是方方要用文学的想象激活这些陌生的名字，力图通过历史潮流中的普通民众去理解历史。所以方方在中篇小说《民的1911》中设置了一个叫“民”的孩子，他是武昌城里一个剃头匠的孩子，跟随着民的脚步和眼睛，我们看到了1911年发生在武汉的那场起义，也仿佛踏在了炮火摧毁下的瓦砾上。炮声中，各色人物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但他们的应对方式都不是按照书本上宣讲的历史逻辑推导出来的。方方对历史和生命有着自己的见识。

海飞作为一名“70后”的作家，如何叙述革命历史，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无论是长篇小说《向延安》，还是中篇小说《往事纷至沓来》，海飞都采取了一种比较巧妙的叙述方式，即将革命历史的主题安置在一个流行的叙事模式之中。《向延安》是写一个上海的少年向金喜与他的无线电学校的同学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决心奔赴延安寻求革命的故事，重点塑造了向金喜这个默默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物形象，但海飞用一个谍战的外壳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