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绘刚刚过去的一年时，“百度百科”中的一个文档如此开头：“2011年是全球动乱的一年，以社会和政治大动荡，经济危机和其他更多事件为标志。我们目睹了多个独裁政府倒台，迎来一个新的国家——南苏丹，见证地球人口达到70亿，也看到遭受毁灭性地震海啸袭击的日本。从阿拉伯之春到‘危险者’组织再到占领华尔街，世界各地人民大量涌上街头，他们冒着遭逮捕、受伤乃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反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资讯传播迅猛的当今，地球上无论哪个角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等媒介，似乎都能被关心现实的人们及时地了解到。2011年国际国内发生的各类重大事件，多多少少把相当多的中国网民（民众）带入其中，继而强烈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和核泄漏，造成了中国内地部分地区民众在谣言与恐慌中抢购食盐，而内地发生的动车追尾事故、多地多起校车交通事故、冷漠围观女童小悦悦遭碾压事件、郭美美炫富引发红十字会信任危机事件等，均引起内地民众特别是网民的强烈关注。又据报道，2011年内地发生的15件重大健康事件，竟有11件与吃有关，13件曝出了健康领域的不安全与风险，包括双汇“瘦肉精”事件、“地沟油”流向百姓餐桌、“染色馒头”进超市、PM 2.5数据警示城市空气污染等，这些密切关系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话题，在一年中持续催动着内地中国人的生存危机感。与国际、世界大现实中的新闻所关涉的“变”（政治经济和军事动荡）带给人们的震动相比，日常生活中点滴的“常”（百姓生活）则更是牵动着每个人的存在感受。而诗人通过写作所要建构起的，可以说正是日常生活之“常”与世界之“变”的辩证关联。

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当我们考察2011年度的诗歌面貌时，首先捕捉到的，是来自诗歌界在现实与诗歌的存在危机感中传达的反思与批评之音。

一 危机感中的质询：诗歌热议话题及批评的契机（上）

2010年底，“2011·天问中国新诗新年峰会”在杭州西溪湿地举行，30余位批评家与诗人参加了会议。12月21日上午，“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生态恳谈会”在峰会期间举行。以漫谈形式，与会诗歌批评家对当代诗歌生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内容涉及当前的诗歌出版物、评奖、诗歌批评与研究等外部因素时，陈超认为，目前民间的和体制内的纸质刊物都在“增容改善”，几乎所有诗歌刊物都有下半月刊，因而内容的成熟就成了问题；而民间诗歌奖的增多，令人眼花心乱，虽能搅活潭水，但也带来浮躁感；诗歌理论刊物增多，各类虚虚实实的诗歌研究中心挂牌、研究生扩招等，使得许多研究课题都是浅层次的重复，有些又是过度开发。致力于新诗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的刘福春注意到，近十年来诗歌出版物过于泛滥，诗集出版一味求厚求全，都跟“砖头”似的，而缺少那种能体现一个诗人阶段性创作的诗集。黄梵探讨了良性诗歌评价体系没有形成的原因，他从考察自西方引入的文学史写作入手，提出应该参照中国古代的评价体系，让东西方治史方式结合，在“圈子化”的批评之外，也要重视“口碑的判断”。燎原指出，以上提到的发表、出版、奖项以及批评、舆论所面临的问题，其实都是由“权力与资本对诗坛资源的强势占有”造成的，当然部分批评家的操守也出了问题，而诗人的问题是，他们“与时代的压力相抗衡的意志力”正在丧失，同时，“诗人的综合文化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同样在萎缩”。

以上对新诗现状的批评算不上深入，却在新旧年之交发生，为我考察2011年内地诗界的整体状况奠定了一种反思的基调。2011年度内地诗界的热议话题依稀浸染了相似的色彩。

1.诗歌的“地域性”

2011年出现了几种地域色彩鲜明的诗歌选本，如《湖南青年诗选（1980～2010）》（中国戏剧出版社6月出版）、《河北诗选（1978～2011）》（河北教育出版社8月出版）、《陕西诗选（2001～2010）》（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8月出版）、《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中国文联出版社9月出版）、汉诗丛书《湖北诗选（2001～2011）》（武汉出版社10月出版），这不约而同的出版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编选说明中，带着“诗歌大省”的自豪感，《河北诗选》的编者说，该书“收入1978年以来活跃于诗坛的119位河北诗人的330首近作和代表作，已经离开河北的和已经去世的河北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