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广州城市化率超过83%，城市化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因而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关系到广州发展后劲及竞争力的提升。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是广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创新实践，是顺应现代城市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是破解发展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是进行一场“城市社会变革”。

本研究基于城乡和谐发展的视角，依循城市化面临的新背景、新阶段和新的发展特点，从城乡一体、城乡和谐发展的大视野，研究和探讨广州新型城市化的发展道路选择和实现路径。丰富广州城市化发展道路研究的内涵，从理论高度总结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广州模式，为市委、市政府推进新型城市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以及鲜活的实践案例。

一 新型城市化的理论基础

新型城市化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田园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统筹城乡发展等都是新型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田园城市思想

新型城市化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英国城市规划学家霍华德（Edwadr Howard，1850～1928年）的田园城市。他在1898年10月出版的《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1902年第二版改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书中强调建设田园城市，不能忽视城乡一体的主题思想，要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与美丽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从而为人们展示城市与自然的生态魅力，并由此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城市运动。在书中霍华德分别用三个马蹄形的磁铁来象征城镇、乡村和乡村城市的吸引力及各自的优缺点，强调“城乡一体”的主题思想。1919年，英国田园城市和城市规划协会与霍华德协商，对田园城市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田园城市是为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城镇；其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被乡村带包围；全部土地归公众所有者或者托人为社区管理。

霍华德田园城市的思想来自当时许多人对于社会改革的思考，这些思考是建立在对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非人性的生活条件的批判基础上。他对于大城市的规模和密度提出了依据，对城市的过度扩张和过高密度提出了限制和控制，主张把共同财产和控制权限于城市的土地和城市周围的农业生产带。田园城市作为一种理想，其目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仅限于空间概念化的概念。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用大量的篇幅论述城市各方面社会制度的改革，这种改革在以下四个层面上展开：城市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对建成区用地的扩张进行限制；几个田园城市围绕一个中心城市组成系统；用绿带和其他敞开空间将相对独立的居住区隔开；合理的居住、工作、基础设施功能布局；各种功能之间拥有良好的交通联系。

田园城市的提出，是建城生态思想的升华，是城市回归自然、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然归宿。除了英国建设的莱奇沃思（Letchworth）、韦林（Welwyn）龙座田园城市外，在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波兰、西班牙和美国都建设了“田园城市”或具有类似称呼的示范性城市。目前，英国的韦林花园城历经90多年的沧桑巨变，仍能保持它创建时的本色。韦林花园城在创建之初，被认为是一个理想城市，在由理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始终遵循城市与自然协调的思想，并以自身完美的实践努力矫正着工业文明时期城市发展和建设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因而深刻地影响了其后的城市发展，被普遍认为是现代人与自然和谐城市形态理论思想的渊源。

（二）统筹城乡发展思想

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以往，由于二元体制和结构的存在，广州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基本上是在两条各自平行的轨道上运行，彼此被分割在不同的系统之内，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不高，融合性不强，导致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状况始终没能得到有效扭转和根本改变，在工业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农业和农村发展基本处于边缘化状态。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巨大反差和落差，给炫目的广州发展成就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因此，如何构建和形成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是广州全面推进新型城市化，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新型城乡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