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准确把握人口流动迁移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对于促进社会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十三五”期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因素将对人口流动的规模产生影响。第一，“城镇化”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将对未来全国的城镇体系和户籍制度改革做出全面规划，必将对未来各区域的人口分布产生深刻影响；第二，受到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正在被广泛接受；第三，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出现变动，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趋势初显端倪，我国自发的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等因素将对未来的流动人口迁移趋势产生影响，人口流动迁移呈现新趋势和新特点。

“十三五”时期更是改革开放深化、增长方式发生转变、经济结构加快调整、经济转型加快的攻坚时期。劳动力市场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力已经从长期无限供给转变为相对有限剩余。在此背景下，最近年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持续快速上涨，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工资趋同现象，非熟练劳动者与熟练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异开始缩小，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明显的中等收入阶段特征。农民工就业情况反映了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趋势和特征，农民工代表的是普通劳动者和产业工人群体，他们的就业及结构呈现何种特征变化？就业及其变动是否顺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这些问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加以认真考虑。

一 流动人口的规模、分布、结构变化趋势

纵观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历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社会，无不经历上百年的时间。我国人口城市化起步晚，发展速度却很快，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转型，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生存和发展状况关系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流动人口规模变动趋势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摆脱城镇化率负增长的局面，进入快速增长的时期。1978～199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65个百分点，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1995年的29.04%；1995年之后，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到2010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首次形成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平分天下的局面（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2010年之后，我国城镇化进入稳定发展阶段，虽然增速有所下降，但城镇化率年均提高超过1.2个百分点，2014年的城镇化率达到54.77%。

图2-1 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态势（1949～2012年）

1.我国城镇化进程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自工业革命到现在的200多年，城市化发展经历兴起、扩张和加速发展的过程，城市化水平由当初的百分之几发展到目前的近50%。纵观世界城市化历程，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对此，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在1975年通过对各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具有阶段性规律，全过程呈S形曲线。第一阶段为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第二阶段为加速阶段；第三阶段为后期阶段。当然并不是任何国家的城市化发展轨迹在时间轴上都表现为一条光滑的S形曲线，但大部分国家的数据基本上支持这一结论。

城市化进程“标准的S形曲线”的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其中：Y为城市化水平；c为积分常数，表明城市化起步早晚；r为积分常数，表明城市化发展速度快慢；t为时间。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城镇化率的饱和值并不是100%。城市化水平的峰值是一个国家可能达到城市化最大值，由许多因素综合决定，如，人口规模和结构、国土面积、地理地貌、产业结构、生活习惯等。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土地资源稀缺，人地矛盾突出；同时，出于国家战略的考虑，为保证粮食安全，必须主要依靠国内生产满足自身粮食需求，所以应保证一定比例的农业人口；而且，人口总量的庞大决定城镇人口总规模的庞大，人口聚集的成本高于一般国家。因此，我国的城镇化率峰值水平可能低于国际经验的一般水平。

人口密度高于我国，城镇化水平超过60%，且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有德国、菲律宾、韩国、日本、意大利和英国等。但是，这些国家的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