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最低工资制度在世界各国的广泛使用，它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最低工资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对市场上均衡的工资率水平进行干预，因此，其制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规制色彩。然而，就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而言，绝大多数国家存在覆盖遗漏的情形。这一方面使其成为对最低工资制度质疑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使最低工资的制度设计和标准，成为一个更为精巧的政策工具。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引入最低工资制度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历史。然而，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市场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只是最近十余年的事。已有的研究关注了中国最低工资制度所引发的就业效应（丁守海，2010；马双等，2012）、工时效应（贾朋、张世伟，2013a）、溢出效应（罗小兰、丛树海，2009；贾朋、张世伟，2013b）和收入分配效应（罗小兰，2011）等。然而，就最低工资制度本身而言，制度本身的执行是否有效，以及影响制度执行的因素有哪些，应该是决策者首先关注的事情。

与其他制度相类似，就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而言，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多少人应该获得最低工资标准以上的工资，而实际收入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基于所使用的微观调查数据，我们发现2010年所调查城市有13.26%的工人其工资水平在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之下，而2005年和2001年分别为17.26%和9.84%。国际比较表明，最低工资在发达国家的覆盖情况较好：根据美国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13）报告，2012年美国以小时计工资的劳动力中仅有2.6%低于联邦最低工资，Machin等（2003）针对英国的研究也表明仅有1%的劳动力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然而，在存在大量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中国家，最低工资的覆盖问题值得特别关注：在巴西，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中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力比例分别在5%～10%和15%～30%之间（Lemos，2004；2009），洪都拉斯的这一比例在30%左右（Gindling & Terrell，2010），墨西哥为16%（Bell，1997），秘鲁为24%（Baanante，2004）。

此外，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监管者而言，在执行最低工资制度时，什么样的人未能被制度覆盖也非常重要。因此，观察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不同个人特征群体的最低工资覆盖情况，了解岗位特征与最低工资覆盖之间的关系，对于瞄准最低工资制度执行的人群，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执行的措施具有直接的政策含义。

虽然最低工资的覆盖程度是最低工资执行结果的一个体现，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因为，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变化，影响执行和覆盖的因素纷繁复杂。首先，最低工资标准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制度执行的难易。显然，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水平的比例越大，最低工资所应该覆盖的范围也越大，制度执行的难度也越大。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对近年来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趋势进行深入的讨论。

其次，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也影响着最低工资执行的难易程度。尤其是近年来，由于人口转变的影响和劳动力市场的强劲需求，普通劳动力的短缺日益频繁，其工资水平也迅速上扬。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水平已达到2290元。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趋同趋势也日益明显（Cai & Du，2011）。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对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不作监管，劳动力市场的自发效应也会改善最低工资的覆盖情况。

再次，最低工资的执行也与经济结构的动态变化、产业组织方式的变化以及其他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息息相关。例如，制造业大多以工厂化的方式组织生产，雇主与雇员之间更容易形成明确的劳动关系，监管者对雇主是否履行最低工资制度也更容易监督。其他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完善，也会直接影响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例如，《劳动合同法》执行的力度越大，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可能性也越大；集体谈判在合约形成中所占的比例越高，对最低工资监管的难度也会越低。

最后，在失业与低工资水平之间的选择可能有自愿的成分，因此，最低工资的执行与否并不必然表明劳动者效用恶化与否。尤其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保障来源趋于多元化，社会保障也会部分地替代工作收入给工人带来的效用。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对低工资水平的自愿选择。

为了更加全面地观察和评估中国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情况，我们使用多个数